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悖论及其原因探析

针对城市社区居委行政化和社区负担过重的问题,新一轮的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改革普遍采取“社区工作站模式”,将行政职能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让居委会回归社区自治功能.但是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在实践中却产生了居委会被边缘化、制度化交易成本增加和居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即产生了无法实现居民自治的悖论.产生悖论的原因为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手段和目标不匹配,这是由于误解了城市社区和居委会的性质,没有区分冗余行政与基础行政以及行政与自治的关系.     

我国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的现实必要性研究

目前,城市社区居委会(以下简称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较为突出,与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定性质相悖。然而,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存在的一定合理性。对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不能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应该从国情出发,理性看待目前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正确处理好居委会的自治性与行政性的双重属性关系,更好发挥居委会的作用,同时为实现居委会充分自治的目标创造条件,这是中国社区居委会发展的正确路径。     

城市社区事务治理与合作型权力结构重塑

城市社区事务的治理是政党、行政、居民和物权等几方面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其反映核心要素的权力结构能有效提升社区治理绩效。在合作型社区权力结构中,社区居民处于中心地位,社区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社区居委会承担着实现居民自治的核心功能,社区业主组织承担着实现物权法治的重要任务。重塑合作型社区权力结构,要补齐社区业主和物业服务组织要素,根据共同体治理的要求定位党组织的角色地位,按照去行政化的方向调整居委会和服务站的关系,通过组织间交叉任职实现党组织、居委会和业主组织的互动合作。     

社区居民自治与社区居委会建设若干问题探析

不能将居民自治归结为就是居委会的自治,社区居民自治也不是地方性的社区自治,社区治理也是一个具有很强解释力的概念。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居民会议选举的委员组成的常设机构,不宜简单地将其定位为"议事层"或"执行层"。城市化发展中的社区居委会建设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拓展社区居委会管理服务对象;吸引新老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和公共生活;全面落实新老居民的民主权利;规范社区民主议事和决策程序。     

我国城市居民自治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自治经历了初始、普及、停滞、恢复、发展五个阶段的历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过也存在社区管理主体单一化,社区管理体制行政化;社区自治体系不健全;社区服务功能不完善;社区居民参与不够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当下根本的途径是要将社会管理寓于居民自治之中,最终才能实现城市社区居民自治。     

社区居委会权责应规范

正尽管社区居委会在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目前情况下,其在实施管理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身份尴尬,权责不明。居委会本是居民自治组织,而非国家行政机关,在政府与社区居委会之间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但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并没有把居委会当做居民自治组织来对待,一些本不该或者社区居委会不具备相应能力完成的行政事务,占用了社区居委会工作大量时间。     

关于南京市浦口区社区自治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社区自治是社区建设的长远目标。南京市浦口区在城市化建设中积极落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努力创新社区自治模式,调动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自治。在下一步建设中建议通过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社区居委会加强自身建设、培育引导居民参与意识三方面努力使浦口区社区自治工作更上一层楼。     

议行分离:社区自治组织性质回归的体制探索——昆明市盘龙区拓东办事处“一委一站制”社区管理模式调查分析

我国社区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行政化色彩浓厚。"一委一站制"社区管理模式,由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分别承担议事与行事的角色,实行议行分离,为社区居委会自治职能的发挥提供了体制保障,实现了街道对社区管理思维理念、工作方法和工作流程的转变,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同时这一新的管理模式也有待在实践探索中继续完善。     

链式治理结构:解释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

为突破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陷入内卷化的困境,需要反思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可行性,也需要重新审视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方向。从"条条"、"块块"、"国家"进社区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西方网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转型时期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区分权为核心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进一步发展社区居民自治的思考

居民自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应努力突破社区居民自治发展的瓶颈,着力重构政府与居委会的关系,创新自治参与制度,开发自治资源,完善自治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社区居民自治。     

构建“和谐社区”的关键在于创新社区管理体制

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在物质、制度和人文三方面条件中，构建“和谐社区”的关键在于创新社区管理体制。传统的“行把社区居委会变成了基层政府的“腿”。功能“二元化”政化＂社区管理模式混淆了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质，使社区的角色发生了错位，社区管理模式将社区居委会原先承担的“行政”职能和适应社区发展的“自治”职能混合在一起，使社区的角色出现“双重化”，既要作居民的“头”，又要充当政府的“腿”，社区治理多元混乱、无序。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必须改革和完善现有的“议行分设”模式，全面推行社区居委会直选，加强社区组织建设；理顺政府和社区的关系，保障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权力。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组织管理改革的路径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采用"议行合一"的模式,议事权、决策权和执行权都集中干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居委会的应然功能--居民自治严重弱化、退化,经常性地处于"行政性"与"自治性"的功能冲突与角色错位状态.要化解基层社区组织管理面临的难题,就要对原有社区组织进行功能性调整,优化组织结构,使社区组织在结构和功能上进行调整、明确和归位,并通过结构性要素的培育实现社区组织管理模式的创新.     

立足社区服务 推动居民自治——河西区东海街推动居民自治工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正>社区是城市的基层单元和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其发展目的之一是促进居民积极参与本社区的公共事务,实现居民自治。社区服务是商业服务、公共服务、志愿服务等需求的有机组合,近年来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不断探索通过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来推动社区发展,提高居民自治水平。为深入探索河西区社区服务推动居民自治情况,课题组通过座谈会、实地考察、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具有代表性的东海街下辖居委会进行了调查研究。     

论社区管理中居民自治和政府机构的互动——深圳社区工作站模式的启示

在社区居委会之外独立设置社区工作站,实行“工作站与居委会并行”的管理模式,是深圳社区改革的重要举措。这一新的社区管理模式,还原了社区自治的本来含义,贯彻了“议行分设”的原则,协调了居民自治和政府机构的关系,代表了社区改革的方向。社区工作站模式的健全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居民自治和政府机构的互动离不开熟炼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     

我国的居民委员会制度

以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为核心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一项政治制度．中共十七大报告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四项制度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基层自治组织不断健全．居民群众参与管理、反映诉求的渠道逐步拓宽。在城乡基层,社区自治组织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截至2007年底,全国设有居委会8万多个,居委会成员45．4万人。全国绝大多数居委会都设立了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下属委员会。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新型社会组织,在管理基层公共事务、服务居民群众、维护居民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城市,     

扩大城市社区居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现实途径研究——以北京市天通苑社区为例

天通苑作为众多城市社区的一员,其居民的政治参与存在诸多问题,如在维权过程中屡遭迫害;缺乏通畅的合法参与渠道;多是被动的维权型参与以及居委会与广大居民的关系有待调整等。而要扩大象天通苑等众多城市社区居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应从政府、居民和社区三个层面采取措施,如加强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建设;培育和增强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积极培育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增强其自治能力等,以此推进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论城市基层社区的日常运作逻辑——基于对杭州市某社区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特殊环境中社区自身的角色定位,促使行政体制在日常运作中不断渗透,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工作人员通过非正式的情感维系增强居民参与。尽管社区自治性组织不断涌现,但其仍在限定的空间中发展。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了体制吸纳与社区依赖的场景:国家力量主导社区发展,但国家体制的运行或者说居委会的组织运作需要社区自治力量的合作与配合,两者的共同作用影响着社区发展。     

论我国社区自组织的自治困境及其成因

由于社区自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陷入了社会生活过度组织化与弱组织化、组织性质的自治性与行政化、组织生长能力的先天不足等方面的矛盾困境,这严重抑制了它们自治主体角色的体现和自治功能的发挥。而当前社会结构的变迁、政府管理理念的冲突、社会文化心理的现状以及社会中间阶层力量的弱小等社会现状构成了社区自组织自治困境的深刻根源。     

城市社区自治的模式选择--对某市社区直选的几点分析

在我国城市换届选举的实践中 ,某市两个江北里社区居委会探索出一种切实实现城市居民基层自治的社区组织模式 :议行分设———成立新的社区工作站 ,社区居委会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对居民直接负责。但是 ,我们看到在实践中它还有种种的问题和不足 ,但我们相信只要切实坚持“议行分设”的原则 ,在实践中勇于创新 ,敢于实践 ,就一定能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区民主自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