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发展社区居民自治的思考

居民自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应努力突破社区居民自治发展的瓶颈,着力重构政府与居委会的关系,创新自治参与制度,开发自治资源,完善自治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社区居民自治。     

扩大城市社区居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现实途径研究——以北京市天通苑社区为例

天通苑作为众多城市社区的一员,其居民的政治参与存在诸多问题,如在维权过程中屡遭迫害;缺乏通畅的合法参与渠道;多是被动的维权型参与以及居委会与广大居民的关系有待调整等。而要扩大象天通苑等众多城市社区居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应从政府、居民和社区三个层面采取措施,如加强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建设;培育和增强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积极培育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增强其自治能力等,以此推进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社区管理体制涉及我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管理取向,以及社区建设和社区自治及与行政相调适的问题,目前主要存在行政化和自治能力不足、参与机制不完善等现实困境。解决社区行政与自治的调适问题应区分社区管理体制的两种理解,建立和完善社区参与和自治机制,明确界定社区自治的内容和范围,构建居民群众广泛参与和自主决策、管理、服务、监督的自治机制,构建社区与政府双向互动的议事协调机制。     

城市社区自治: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必然路径

城市社区自治孕育了政治参与的主体,培育了成熟的社会政治基础,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在实践中创新了公共服务管理模式,坚持了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成功纾解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诉求。然而城市社区自治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居民参与动力不足、内部建设缺乏创新、公共服务供给外部保障不足等制约因素和突破难点,需要从居民政治素质、制度建设、行政转型以及社会整体性治理四个方面来完善社区自治,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发展。     

社区居民自治与社区居委会建设若干问题探析

不能将居民自治归结为就是居委会的自治,社区居民自治也不是地方性的社区自治,社区治理也是一个具有很强解释力的概念。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居民会议选举的委员组成的常设机构,不宜简单地将其定位为"议事层"或"执行层"。城市化发展中的社区居委会建设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拓展社区居委会管理服务对象;吸引新老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和公共生活;全面落实新老居民的民主权利;规范社区民主议事和决策程序。     

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困境与对策

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历了20多年,目前遭遇了一些困境,比如：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关系错位;社区自治组织不能满足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城市社区民主制度不完善。为走出这些困境,在建设工作中应注意做好以下几点：完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形成居民的有序化参与格局;理顺城市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合理利用资源。     

我国城市居民自治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自治经历了初始、普及、停滞、恢复、发展五个阶段的历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过也存在社区管理主体单一化,社区管理体制行政化;社区自治体系不健全;社区服务功能不完善;社区居民参与不够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当下根本的途径是要将社会管理寓于居民自治之中,最终才能实现城市社区居民自治。     

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

社会共同体的自治理念与现代宪政理论的发展是社区自治的理论与思想基础。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指导下的社区选举、社区财务、社区管理服务是社区自治组织自治性的具体体现。社区建设的发展对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治能力的提高成为社区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完善与改进社区选举制度提高社区居民自主推举社区管理的能力，同时，提高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财务自主能力和自我管理与服务的能力以及加强居民委员会的自身建设，是推动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的重要途径。     

从政府管理和居民自治看发展城市基层民主

在中国现实的社区建设和居民自治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发展城市基层民主需要政府正确主导,警惕"越位",防止"缺位",避免"错位"。还需明确,坚持和维护广大社区居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在社区建设中推进城市基层民主的一项重要原则,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居民广泛而主动的参与,社区民主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试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问题

本文阐述了居民参与在社区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目前社区发展中居民参与的现状与问题以及影响居民参与社区发展的因素，提出了建立规范化的程序和内容、完善参与机制，挖掘社区资源、提高社区服务专业化程度，以社区自治为核心、加强社区管理机构权力的合法性，进一步探索简政放权的新模式、理顺条块关系，以人为本、完善社区服务等扩大居民参与社区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城市“棚改社区”共同体文化维系力的构建

社区文化与社区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密不可分,社区文化在维系与整合稳定棚改社区共同体、塑造现代社区居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棚改社区的文化建设仍存在缺乏棚改寓意、居民参与意识不强、参与群体单一、归属感和认同感缺乏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弱化了社区文化功能。要增强社区文化维系力,必须注重棚户区本有文化资源转承与现代社区精神的培育;加强棚改社区居民自治与社区文化建设主体的复位;加强棚改居民人的改造与物质文化提升的有效整合;加强棚改社区文化发展的共享共建与社区文化品牌的塑造等。     

加强依法治理 推进社区居民自治

居民自治，就是广大社区居民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自觉参与各项自治活动，推动社区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最终实现社区的事务社区办。居民自治的目的，是使居民群众的社区意识、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大大增强，多层次、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满足，根本利益得到有效的实现和维护。     

美国社区治理的原则及启示

美国社区治理是一种以公民治理社区为主的自治模式。在这个治理过程中,多种治理主体包括如政府、社区居民、社区非政府组织、社区企业都平等、自由地参与其中。美国的社区治理历史悠久,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十分丰富,能够为我国发展社区建设带来一定的启示意义。     

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     

和谐社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和谐社区的建设应当以居民参与为重点,建设自治型社区,促进自我管理的和谐;以服务居民为宗旨,建设服务型社区,促进居民需求的和谐;以文化活动为载体,建设人文型社区,促进群体素质的和谐;以各方共建为依托,建设生态型社区,促进人居环境的和谐;以维护稳定为基础,建设平安型社区,促进社会秩序的和谐,同时还必须建立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的有效保障机制。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建设中发挥居委会自治组织作用的对策研究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制度、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要求.从建设管理有序、文明和谐社区的目标出发,探讨了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发展的现状,并分析了问题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社区建设中如何发挥居居民自治组织作用的对策建议.     

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社区培力助力“三社联动”

在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三社联动"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目标的有效实践探索。然而"三社联动"的发展正面临着社区居民参与治理能力不足的严峻挑战。社区培力机制恰以专业化辅导提升居民参与治理的能力,是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辅导机制,更是一种完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社区培力机制通过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集聚社会组织力量以合作的方式服务于社区、促进社会工作职业化、在地化发展等方式,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

社区居民参与问题是社区建设中深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处于重要的地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社区居民参与的现状不容乐观 ,作者认为为了改善这种情况 ,要在培育居民社区意识的基础上 ,激发居民参与热情 ,进而建立完善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     

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悖论及其原因探析

针对城市社区居委行政化和社区负担过重的问题,新一轮的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改革普遍采取“社区工作站模式”,将行政职能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让居委会回归社区自治功能.但是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在实践中却产生了居委会被边缘化、制度化交易成本增加和居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即产生了无法实现居民自治的悖论.产生悖论的原因为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手段和目标不匹配,这是由于误解了城市社区和居委会的性质,没有区分冗余行政与基础行政以及行政与自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