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和“渠道”的双重建构：治理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框架

群体性事件持续大量爆发的窘境凸显出现阶段群体性事件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有限性,而政府过程学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理论思维与治理框架。透过政府过程学说,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一种＂无序＂与＂失范＂的利益表达,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政治体系内外相关利益表达＂组织＂和＂渠道＂的双重缺位与失灵。因此,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要义在于＂组织＂与＂渠道＂的双重建构。     

转型期地方政府应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机制初探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政治、经济、社会转型不断加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各级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生成缘由表现在转型期环境的不确定性、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缺失、基层政府公信力弱等方面。     

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一个主要诱因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后有复杂而深刻的原因。近年来,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是当前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一个主要诱因。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现象主要表现为行为信用弱化、政策信用弱化、绩效信用弱化。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是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举措。     

试论群体性事件及其理性治理对策

群体性事件治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管理的热点问题。群体性事件具有利益相关性、行为偏激性和处置的复杂性等特征。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是社会现代化变迁中的利益分化与冲突、制度障碍与缺陷以及各种新旧思想观念的纠结。地方政府在群体性事件处置的误区在于重应对,轻预防、重治标,轻治本。群体性事件理性治理既要在政府应急管理过程中贯彻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制度理性,又要在政府常规管理中努力改进政府管理方式,更新管理理念,完善政治——行政体制,努力建设现代化的服务型政府。     

现阶段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剖析

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关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效果。本文将从制度能力、功能性能力以及党政领导能力三个方面对现阶段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进行分析,希望能对基层政府提升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提供有益参考。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行为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权变领导能力研究

社会转型时期民族地区群体性突发事件频发,基层政府领导的应对能力直接关系到事件的处置成效。而其特殊性导致了僵化的应对方式,表现在：应对量度缺失化、处置目标刚性化、处理手段简单化。而民族地区的法律规定、行政特色和政治环境则为权变领导提供了现实依据。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应从制度建设、人本管理、学习积累三方面来提升权变领导能力。     

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基于利益分析的视角

相关的利益主体在合理、正当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有效回应与供给时,可能会通过体制外的集体性方式给政府增加压力,这是群体性事件衍生的内在逻辑。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路径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防治:理论阐释与策略分析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农民采取非制度化渠道来维护自身合法环境利益的"集合行动"。斯梅尔赛价值累加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逻辑,其实质是各方利益价值累加的过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居民、社会组织、环评专家、媒体等,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及互动博弈,推动着群体性事件发展方向。通过优良的环境供给、提升公众认知、提供利益协商平台、合理引导行动和加强危机现场应急处置等策略,形成指向更为精细化的多中心合作模式,从而达到农村生态与社会的善治目标。     

政府与公众沟通渠道的构建

中国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各种利益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社会生活中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变得更加明显,信访、上访、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加,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要求政府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拓宽政府与公众间的沟通渠道。     

论城乡基层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的辩证关系

城乡基层社会风险的持续积累、发酵,最终由偶发事件引燃成为群体性事件,在促进政府机构与民众反思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社会破坏力。但是群体性事件并不因为解决了群众的利益诉求、改善了行政管理质量而不再具有社会影响力,相反,它的示范效应反而成为其他群体性事件的风险源。那么,两者是如何相互依存、相互消长和相互转化的,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以期能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     

试析当前广东农村非法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与解决

当前广东农村非法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诉求的一致性、组织的严密性、类型的集中性、事件的违法性、社会的危害性等新特点。事件起因主要包括各方利益冲突,依法维权意识淡薄,维权渠道不畅,干部化解能力不强,矛盾处理机制不健全等方面。预防和处置此类事件必须从坚持社会公正原则,协调农村各种利益关系;规范政府行为;提高群众法制意识;健全利益诉求机制等方面做好工作。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及防控路径——基于政府信任的视角

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转型期必然的副产品,成为各级政府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难题。基于政府信任的视角,应当从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法治观念、扩大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渠道等方面来防控群体性事件。     

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国内各项改革纵深推进,社会群体利益日益分化和冲突,公民的民主权利和法治维权诉求往往不能够通过有效途径实现,使得各地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基层政府作为有效预防和稳妥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首要应对者,其应对是否及时和治理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群体性事件演变的方向。研究群体性事件的问题,掌握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对提升基层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减少和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尤为重要。     

群体性事件网络化演进的双重分析与基层政府应对能力的完善

网络作为虚拟话语平台已嵌入到公共生活中,群体性事件借助这一平台扩大了事件影响,这必然增加了基层政府应对这一问题的难度。通过群体性事件网络化的演进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分析,我们提出了加强基层政府的双向应对能力建设。     

柔性治理:基层政府防治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一种尝试

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实质在于环境正义的缺失,是民众追求生存权、环境权等各项权利的环境正义行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不仅包括危害社会稳定的负外部性,也蕴含着基层政府从传统管理到治理现代化转换的积极性建构力量,而基层政府传统的"管控型"邻避思维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这种积极力量的发挥。为推动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良好解决,基层政府可以通过柔性治理的方式,实现对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负外部性最大程度的缓解。     

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灰黑”势力及其治理

近年来,宗族势力、黑恶势力、邪教势力、封建迷信势力等灰色势力不断染指农村群体性事件。或是制造矛盾,或是出谋划策,或是红黑勾结,导致群体性事件利益冲突复杂化,矛盾冲突暴力化,行为对抗组织化。为此,必须建立新型的农村政治诉求机制,打击"灰黑"势力违法行为,提高基层政权公信力,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完善农村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等,以遏制"灰黑"势力介入农村群体性事件。     

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的外部环境研究——基于AGIL模型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与农民群体的自觉、政府治理机制的完善、法律法规的健全与落实以及村民自治组织的支持四个方面构成的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现实中村民自治组织权力的虚化,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的外部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存在裂痕。基于帕森斯"AGIL模型"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外部环境的分析,基层政府应树立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为满足农民的需求,建立快捷有效的治理机制。     

近十年来国内学界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回顾与反思

群体性事件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当下中国基层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之一。聚焦于近十年来国内学界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对既有学术作品回顾和反思,可以发现:在国家取向下,群体性事件意味着政府治理过程中存在不足,谁来治理、如何治理、怎样治理、治理成效、治理困境是研究的侧重点;在社会取向下,群体性事件则凸显社会力量不断成长,不同利益群体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纠纷,群体性事件的行为特征、内在动机、行动逻辑、后果影响等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家治理与底层研究一直是群体性事件讨论中的两个重要视角。在分析框架上,现有研究形成了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各具特色的研究。     

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慎用强制措施”原则研究

慎用强制措施原则的提出背景是我国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在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应当坚持慎用强制措施特别是慎用逮捕等限制人身自由的羁押措施。结合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先进做法,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应多采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逐步实现从＂羁押为主＂向＂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转变。同时,在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应当注意发挥调解、和解的功效,为群众提供一个正常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社会冲突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