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创新视阈下的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要面临四大困境:一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二是村民自治异化为村"两委"自治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三是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仍然比较缺失;四是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机制仍然没有根本形成。鉴此,需要采取以下应对举措:一要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努力建构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多中心协商对话机制;二要完善社会参与,创新村民自治机制;三要大力发展经济合作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建构农村基层社会互助合作机制。加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还需要坚持四个原则,即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原则,坚持农民权益至上、农民利益优先的原则,坚持依法治理、规范治理的原则。     

多元合作治理视角下的西部新农村建设——基于西部八省(市)的调查研究

在西部农村实现"管理民主",有赖于一个良好的治理模式。通过西部八省(市)长达一年时间的新农村治理调查研究,发现治理模式的核心是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村自治组织、农村非政府组织及村民的关系协调。针对当前西部农村治理现状,建议构建多元合作治理模式,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积极培育农村非政府组织,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综合素质,建立多元治理主体互动合作机制。     

城镇化进程中群体性事件法治化防治路径探析——以失地农民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研究视角

考察我国近30年城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不难发现城镇化在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数量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城镇化目的的偏差、农民生存权遭受侵害、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失灵以及农民群体的非理性维权是导致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为了有效防治日益激化的农村群体性事件,稳步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应该从建构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新型城镇化发展机制以及农民"利益代言人"机制三个方面进行积极努力,实现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治理。     

村民自治视角透视农村群体性事件——以石家庄市为例

村民自治是我国广大农民依法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形式,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制度。但由于不良竞选、村委会定位模糊和行为失范侵害了村民权利,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只有建立村委会的责任机制,明确村民自治的主体地位,完善监督体系,才能确保村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才能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基层协商民主推进边疆村民自治创新研究——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

我国广大农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以村民自治创新了乡村治理方式,推进了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确保乡村治理有效,亟待以基层协商民主机制,为村民自治注入生机与活力。加快协商主体培育、规范协商程序、提升协商质量、督促协商成果转化,确保基层协商民主落细落实,必将为边疆和谐稳定,农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创新村级治理机制 破解村治难题——四川仪陇县民主管村“四权”模式的调研与思考

仪陇县以民主管村为突破口,大胆创新村级治理机制,创造性地探索出了"强化村党支部的领导权、规范村民(代表)会议的决策权、落实村委会的执行权、保障农民群众的监督权"为核心内容的民主管村"四权"模式,有效破解了长期困扰村民自治发展的两大难题,优化整合了农村政治资源,对于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的内在机制,保证村民真正当家作主,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下有效实现村民自治的路径探究

村民自治作为基层秩序规范机制之一,深刻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一方面,村民自治的积极品质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乡土支持;另一方面,村民自治的消极陋习给乡村振兴战略带来内部阻碍。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村民自治必然要借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破解困境:破解自治化与行政化的冲突、程序与功效的缺陷、自我治理疲力难题。为此,要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路径,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主心骨作用,合理发挥政府作用,主动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充分利用发展窗口,充分发挥社会各界作用。     

乡村治理中行政权与村民自治的博弈

政府的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两个核心内容,二者之间能否实现有效衔接和互动直接影响到到村民自治的效果。目前由于村民自治相关法律不完善、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任务重以及农民自治意识淡薄等原因,行政权与村民自治之间存在许多冲突,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对村民自治的不当干预。为此,需要通过完善法律、创建服务型政府、提高农民民主意识及建构司法救助机制等来寻求行政权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平衡发展。     

农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和谐稳定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由三农问题引发的诸多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成的农民群体抗争表现形式,是社会转型期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和权利诉求非常化的自力救济方式。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转型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安排和法治保障等途径,保障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是有效预防农村群体性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群体性、过激性和破坏性,必然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消极影响。一旦处置失当,必将演变为社会治理危机。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必须将其纳入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认真防范,依法处置。     

制约“平安广西”建设的群体性事件化解方式研究——以善治为视角

广西区内群体性事件现状、特点及诱因表明,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制约平安广西建设实效的重要因素。善治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可以引入对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通过加强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建设,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互动、共同参与的善治模式,能有效化解群体性事件。     

村务公开难的深层原因分析与治理

在村民自治运行中,一部分地区的农村存在村务公开难的问题,深层原因是农村不同群体利益摩擦、管理体制的弊端、农村各群体政策法制水平的局限。治理村务公开难的对策是强化法律监督,健全村务公开的约束机制;调动农民的政治热情,提高广大村民的民主意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理顺“两委”关系;推进政府改革,解决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现实选择,能有效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善治。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中还存在社会空间、法律空间和自养空间缺乏的问题,因此,为了能更有效地发挥其自身具有的作用,应该相应地加强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外部治理,营造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法制环境,不断加强自身的内部治理。     

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基于利益分析的视角

相关的利益主体在合理、正当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有效回应与供给时,可能会通过体制外的集体性方式给政府增加压力,这是群体性事件衍生的内在逻辑。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路径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行为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妇女组织与群体性事件的协同治理

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除目前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和机制外,还应该从性别的角度出发,充分发动妇女组织参与到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中来。妇女组织对于防治群体性事件有其天然的优势,但当前我国妇女组织存在致命的缺陷,应该通过提高妇女的组织化程度和加强政府与妇女组织的合作,为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提供必要补充。     

“组织”和“渠道”的双重建构：治理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框架

群体性事件持续大量爆发的窘境凸显出现阶段群体性事件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有限性,而政府过程学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理论思维与治理框架。透过政府过程学说,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一种＂无序＂与＂失范＂的利益表达,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政治体系内外相关利益表达＂组织＂和＂渠道＂的双重缺位与失灵。因此,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要义在于＂组织＂与＂渠道＂的双重建构。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防治:理论阐释与策略分析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农民采取非制度化渠道来维护自身合法环境利益的"集合行动"。斯梅尔赛价值累加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逻辑,其实质是各方利益价值累加的过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居民、社会组织、环评专家、媒体等,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及互动博弈,推动着群体性事件发展方向。通过优良的环境供给、提升公众认知、提供利益协商平台、合理引导行动和加强危机现场应急处置等策略,形成指向更为精细化的多中心合作模式,从而达到农村生态与社会的善治目标。     

持守与衰落:征拆聚变下的村治危机及其宗族救济 ——基于广东J市L村的考察

本文以J市L村为例,通过描述因征地拆迁聚变引发"群体性脆弱"而催生村民"非适应行为",并导致农村公共治理危机的过程,分析宗族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群体链接纽带,如何发挥其在村治方面的优势并嵌构进入农村公共治理场域下政府权力、市场权力及社会权力的互动,进而强化"群体韧性"而实现对村治危机的救济。本文认为,宗族在救济村治危机过程中能够链接各方利益主体建立起情境化互动机制,并形成高效精干的村治危机嵌入式治理机制,从而以宗亲纽带强化群体韧性有效破除了高风险状态下村民原子化利益追诉的无力状态,同时也有效消除了利益诉求低效甚至无效状态下村民采取暴力抗争、身体抗争等"非适应行为"而进一步恶化局势的隐患。与此同时,宗族力量依其历史境遇总结出独特的生存智慧,并形成与制度化权力共同参与农村公共治理过程的基本逻辑,从而根据情境判断做出对于农村公共治理持守与衰落的角色转换。     

农村社区民主自治的条件和机制

对北京市远近郊区五个农村社区村委会的调研说明,经济发展和民主意识是村民自治的基础条件。经济层面主要在于集体经济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三个方面,经济的独立性决定了村民自治的必要性;意识层面则由于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民的生产方式、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使村民在心理上具有强烈的自治意识和要求,村民自治的组织体制和运作机制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前者指村民自治的组织体系,后者则是以“四个民主”为基础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     

社会转型期我国邻避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逻辑及治理路径——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视角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邻避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转型期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治理的重要因素。社会精英对邻避设施所在地民众的动员及组织、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及选址的"封闭化"、地方政府在邻避群体性事件中的低效回应、大众传媒的"扭曲化"宣传及网络谣言的"泛滥",共同构成了邻避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逻辑。面对邻避群体性事件的挑战,在以政府为主体、多元利益主体共同配合的基础上,社会精英理性的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相关企业切实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地方政府完善的环境决策协商机制及政府回应方式、大众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合理引导,构成了"利益共赢"路径下邻避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