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基于广州、深圳的调查分析

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传达政府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减少公众对公共事务认知的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符合公民与政府有效互动的需求。本文在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历史回顾的基础上,对新闻发言人制度比较成熟的广州、深圳开展实证调研,探讨其发展过程的特殊环境,分析其发展的历史及其取得的成效,旨在为促进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良性发展,以及为我国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和参考。     

浅析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效能性和局限性

早在1983年，我国就有了政府新闻发言人，但直到20年后的2003年，这一制度才在某种意义上真正为社会所确认。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一项政府与媒介、大众互动的制度，反映了我国政治领域的新变化。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从开始至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它在推动公众和政府互动、让公众更及时准确的了解政存信息等方面产生了积极放能，有利于我国政治传播机制的完善和政府形象的塑造，但由于种种局限，在许多方面存在尚待完善的空间。     

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积极意义、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来 ,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呈现出从中央向地方推广的态势。它是各级政府实行政务公开的一种具体措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义在于 :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进而提升公民监督政府权力的能力 ;有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 ;体现了政府治理观念、模式的悄然变化 ;有助于实现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 ;通过议程设置对舆论进行隐蔽的控制 ,进而达成政府目标。但由于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和调整 ,信息披露的内容、对象、程序、责任机制的不明晰 ,使新闻发言人制度可能被异化为逃避人民监督的工具并造成信息的“垄断”。因而 ,当务之急是制定有关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法律规范。     

论突发事件信息公开机制之构建

建立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机制,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加强群众监督、提高应急效率、有效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的需要。为此,要进一步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预警信息发布机制,构建多层次的信息公开平台,加快信息公开的法制化建设,建立与媒体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机制。同时要坚持信息公开的主动及时、真实有效、口径一致、正确引导、实时监控等原则。     

论警察公共关系建设

目前,警察公共关系建设正在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如火如荼地开展。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建设中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人们对警察公共关系还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纠正误区,把握正确的建设方向,在现阶段尤显重要。我国政府应当尽快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法,完善公安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真正做到政务、警务公开,保障公众行使知情权,实现信息对等;设立专门的警察公共关系机构或专门的警察公共关系人员,加强与相关公众的沟通;加强理论研究,建立警察形象危机处理机制,制定相关预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开展警察公共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回顾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经历了起步、发展到成熟三个重大发展阶段。目前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尚存在诸多问题,如缺乏法律体系的支撑、政府垄断信息、传统政治文化对其有不利影响等。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要从健全制度框架入手,打造专业化工作流程,塑造高素质专业队伍,建立新闻信息传递网络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完善公安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思考

建立公安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完善警情通报机制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公安新闻发言人制度还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以致仍存在诸多不足。因此,应以法治化的视角看待公安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完善,使之得到法律认可和法律保障。同时,还应明确新闻发布的警情信息内容,提高新闻发言人在公安机关的地位及其基本素质,增强新闻发布的时效性并扩大其适用范围。     

浅论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

知情权是西方自由民主发展的产物,它对于监督政府、促进民主、保护人民权利具有重要价值。知情权的实现离不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我国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社会条件

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 ,对于推动我国政务公开 ,促进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交流 ,发挥了积极意义。而这一制度之所以能在 2 0 0 3年得到广泛推行 ,则是许多社会条件的综合结果。随着相关社会条件的完善 ,以及对其他国家成熟经验的借鉴 ,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将会日臻完善。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法理基础

政府信息公开源于知情权的要求,而知情权具有一定的法理和宪法基础,这一点可以通过国内外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实践和发展状况得以说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仅能够保护公民的知情权,而且还具有提高公众参与国家管理的程度、有效地防止腐败等重要的价值,该制度的建设是法治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