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分类模式的立法选择

法人分类模式有＂职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之别,《民法通则》采＂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根据法人在国家构想的社会整体结构中担当的职能,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这种分类模式渊源于我国法人制度立法的问题意识、立法之时面对的具体问题以及法律科学的发展水平,无法实现其意欲的分类目的,不能解决法人制度真正面对的问题,也无法为法人制度立法提供有效支架。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回归＂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并以其为主轴设计民法中关于法人制度的规则。     

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划分的局限性及改良

大陆法系将私法人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具有历史的阶段性、标准的模糊性和外延的不周延性,我国民法典不宜照章接受;但该二分法之基本理念对法人制度的设计有现实指导意义,有助于理清我国现在混乱的法人分类状况,还能加强民法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法律地位,因此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捐助法人概念的提出正为这一二分法的改良提供了立法思路。     

从与机关法人的关系视角看事业单位改革

事业单位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它既包括从事非营利社会公益事业的各类组织,也容纳了行使公共权力的以及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的各色机构。考虑到许多事业单位以机关法人为设立人和资助者（拨款）,进而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后者的事实,事业单位改革就不能仅局限于事业单位自身,而应从机关法人和事业单位的联动关系入手。如果政府职能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很难指望事业单位的改革会彻底。     

法人本质之再解读

关于法人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在理论上始终存在争议,尤其是＂法人拟制说＂和＂法人实在说＂的对立。前者主张法人是观念上的整体、是法律拟制的产物,后者认为法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但这两种学说实际上都没有涉及法人的本质。本文对＂法人拟制说＂和＂法人实在说＂进行再解读,试探究法人的本质。     

民法典应确立二元民事主体结构--以"非法人团体"问题为中心

“非法人团体”主要是立法政策导致的“法人”概念未能涵盖所有团体主体所致 ,并非因为存在自然人、法人之外另有民事主体的观念。“法人”概念应指代所有作为法律主体之团体 ,我国由于特定立法目的限缩了“法人”概念的指代范围 ,导致了我国“非法人团体”问题的特殊性。民法典应采用“大法人”概念 ,将非法人团体归入“法人”之中 ,建立自然人、法人的二元民事主体结构。     

法人责任能力刍议

法人责任能力的问题理论上多有争论,本文首先从肯定法人责任能力的理论出发,以法人责任与雇主责任的区分为基础,结合我国立法实践,对未来我国关于法人责任能力的立法提出些许浅见。     

浅谈相对权利能力

相对权利能力概念是对权利能力概念的进一步认识。在司法实践中,该概念的确立对于保护胎儿利益与确定设立中法人的地位也有重要作用。本文将围绕着相对权利能力这一概念,从历史渊源,权利能力分层理论以及法律技术产物的角度分析相对权利能力产生及其合理性;并探讨胎儿以及设立中法人的地位来说明创设相对权利能力这一概念的意义。     

公务法人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一起学生诉学校要求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行政案例分析 ,提出了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 ,即国家设立的公立学校等事业单位能否成为行政诉讼被告 ,对于这类履行一定公务职能的机构应如何定位。大陆法系国家公务法人的概念对我们有一定借鉴意义。作者认为 ,应当将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定位于公务法人 ,公务法人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不止单纯的民事关系一种 ,还包括行政法律关系。公务法人制定内部规则应当遵守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原则 ,不得与法律法规相抵触。公务法人与利用者、使用者发生行政纠纷后 ,应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解决。     

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本文以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概念、特征、构成要件、免责条件等基本理论的分析与探讨为基础,思考与评价了我国当前有关该制度的立法和司法现状。由此认为中国的制定法尚不存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司法审判上的适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需要从高起点移植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论法人之侵权行为能力--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相关规定

法人是否具有侵权行为能力不应受制于理论的逻辑 ,而应取决于实用的考虑。由于存在着无法或不宜还原为自然人行为的法人侵权行为 ,法人须为此承担责任 ,法人具有侵权行为能力应该是一个不争的结论。法人对其机关及其受托人或受雇人因执行职务而实施的侵权行为 ,实践中均无免责之可能 ,因此 ,立法对这两类侵权行为没有区分的必要 ,应采广义的法人侵权行为能力范畴 ,对二者一体把握。这也是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坚持的立场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

"法律不强人所难"是期待可能性最通俗的表述,其理论的出发点便是站在人性的立场上,限制司法权的适用。期待可能性要解决的是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当行为人的意志自由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时,如何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本文在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认定标准等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对行为人"不得已"的行为,基于对"脆弱人性"的关怀,应当以无期待可能性为由减免刑事责任,同时作为超法规的责任减免事由,适用期待可能性时应持慎重态度,防止滥用。     

论刑事证明责任倒置之误用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要求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除非被告人提出积极的辩护主张;而证明责任倒置则是根据刑事政策或客观需要,将本应由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转嫁于被告人承担,如果被告人不能履行则承担败诉后果;很多学者将证明责任倒置误认为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中的证明责任移转,进而错误地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系证明责任倒置的典型;刑事证明责任倒置的理论根基是有罪推定,在现代法治环境下也有存在的价值,但必须对其适用进行严格限制。     

实行行为之语境解读

实行行为在理论中的重大实用价值无疑给实行行为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在相应的刑法理论已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原有实行行为概念的存在就会失去意义,实行行为与我国的犯罪构成并不协调。危害行为的概念能够解决因果关系起因限定问题,因此,构建实行行为在我国因果关系中的言说语境似无必要。在我国的客观要件当中,没有评价实行行为的必要和可能,而只需要对危害行为作出适当的评价。     

犯罪构成模式评价标准建构简论

犯罪构成模式评价标准，对于研究犯罪构成具有前提性意义。评价标准的确立取决于对犯罪构成的属性、犯罪构成的机能、犯罪构成的价值三个基本前提的认识。犯罪构成不是法律，而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工具理论。犯罪构成的机能包括工具机能和理论机能。前者又分为解释机能，联系机能，评价机能，指导机能，后者又分为整合机能，体系机能。犯罪构成的价值包括目的价值和形式价值。犯罪构成模式的评价标准是：是否适当解释，是否支持评价，是否和谐，是否经济。而且，这四个方面之间存在主次顺序，不可等量齐观。     

行政主体理论之变革

行政主体理论在形成过程中,形式上借用了法、日概念的外壳,实质上却有将民事主体理论、法人学说迁入行政法的痕迹。当前行政主体理论遇到的问题,是与法人制度渐行渐远的结果。通过彻底摹写法人,就能够让行政主体理论继续运转下去。而目前处于上风的、仿效德、法分权主体模式之建议,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必须做有条件的引入。     

骗取信用证行为的认定困境与反思

骗取信用证的行为应当如何认定不仅涉及到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犯罪的界限,而且涉及到信用证诈骗罪与骗取金融票证罪的界限。对于以往实践中,直接由骗取信用证的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进而认定行为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的做法,应当进行深刻反思与检讨。非法占有目的支配下实施的骗取信用证进行诈骗活动行为应认定为信用证诈骗罪,滥用目的支配下实施的骗取信用证行为,造成金融机构严重损失的,成立骗取金融票证罪,即应当根据骗取信用证过程中有无真实的基础交易、被骗资金的实际用途、走向等客观方面的情况,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正确认定骗取信用证行为,建立起民刑责任衔接、重罪轻罪完善的科学的法律体系。     

建设法治政府的模式与政府法治论

当前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模式是以行政为主导的,这已成为法治实施过程中诸多问题的根源,而议会主导型模式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法治政府论对于民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治理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和平权型政府五种价值的阐述直接证成了选择议会主导型模式的理性要素。以政府法治论为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可知,扭转立法不作为、缓解司法不独立和改善民主监督不充分将成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最新方向。     

在国家管辖豁免中国家行为的性质认定

随着国家参与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限制豁免理论逐渐发展成为国际习惯。如何认定国家行为,是限制豁免理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国家行为是由合格的主体代表国家所从事的行为,判断国家行为的标准有"目的标准"和"性质标准"。从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性质标准更具有合理性。我国已经从绝对豁免的立场向限制豁免的立场转变,但根据什么标准来认定国家行为,国内尚存在立法空白,因此,应尽快制定《外国主权豁免法》,以适应发展的要求。     

违约可得利益赔偿之立法及其阐释

为了维护可得利益赔偿的公平性,各国法律都从不同角度限制违约可得利益赔偿,其限制方法无非是过错、因果关系、损害的确定性等既有规则。就总体来看,过错已经不再是违约可得利益赔偿的主要因素,合理预见规则成为主要限制方法,另外原告必须合理确定地证明可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