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转型中的中央权威再造——基于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考察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顺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关键作用。在市场化转型的初期,面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中央通过向地方分权成功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为市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经济改革的目标,中央通过财政、金融和市场监管领域的改革,重塑了中央权威,构筑了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由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中央一方面强化自身的政治权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破除攻坚阶段改革面临的障碍;另一方面根据前一阶段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状况,适时推动了治理权力下放,以更好调动地方积极性。在市场化转型进程中,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有效破除了转型过程中的利益藩篱,推动转型不断深入;成功进行了顶层设计,推动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构筑了适应于市场经济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培育了国家治理的能力。与通过弱化中央权威而实现市场化转型的国家不同,中国通过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成功实现了市场化转型。这既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特征。     

论单一制自治权多元化配置原理

我国单一制中央向地方配置多元化自治权的原理是什么?分析地方政权的法律基础和社会基础,可以看到,中央政权向地方配置多元化自治权的依据是地方社会内在的权力诉求;此时地方政权的地位是双重的:它是地方社会对中央统一主权权威做出合法性认同的媒介,又是中央政权主权性权力在地方社会实现的载体。不过,地方政权具体组织形态的塑造主体并不是地方社会,而是它发生政治自觉后形成的次国家级政治实体。次国家级政治实体和中央政权形成的宪法关系,是推动中央向地方配置多元化自治权的基本动力。     

挑战与回应:意识形态危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塑

意识形态是政治权威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源泉。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弱化,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严峻的信仰和认同危机。这就需要大力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不断提高其适应力、整合力、引导力、认同度,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持续的合法性源泉。     

中央权威的宪政之道

中央权威是指中央权力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所享有的独占性威望和最高强制力。中央权威的宪政之道是对国家法治战略之中央权力宪法安排的解读。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是我国宪法精神的集中表达,是央地权力共同的价值基础和信仰支撑;从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是宪法之依法治国战略的基本要求,它为中央权威提供了更具连续性和公正性的合法性基础;落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最高监督权和加强中央司法权威的控制力,是宪法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在需求,也是加强中央权威的根本宪政途径;宪法意义上的地方分权是地方权力对中央权威的一种回应性诉求,也是宪政权力纵向配置的一种内在机理。     

"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努力寻求合法性认同 ,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和经验总结。目前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我们党执政合法性的增强提出了权威和秩序的双重诉求。我们党必须认真面对执政过程中出现的合法性危机问题 ,积极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权威和社会影响力 ,在主导中国社会发展中确保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持久。“三个代表”正是蕴涵着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种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和对执政合法性诉求的时代命题     

中国地方行政沟通初探

本文在行政沟通理论领域中,首次对中国地方行政沟通作了探讨。论述了中国地方行政沟通的系统网络及地方行政沟通的意义,对地方行政沟通作了系统的专门的论述,突破了以往行政理论常常只讨论行政体系内上下沟通和部门间平行沟通的界限,提出了省级地方行政沟通的概念,并对我国省级地方行政沟通渠道作了实证分析,论述了我国社会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行政沟通的地位和特殊性,提出了实现我国地方行政沟通经常化、规范化、高效化的设想。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与传统管理模式的有机结合及其走向

对民族地区的行政管理历来是中国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皇权统治下独具特色的中国民族地区多元行政管理制度.随着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行政管理制度的实施,少数民族传统多元结构的行政管理模式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多元行政管理制度模式已为民族区域自治行政管理制度所代替.当前,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在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的背景下,把民族自治地方传统行政制度与现行行政管理模式有机结合起来,处理好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关系,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现代化与民族化的有机统一,是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走向.     

论转型时期我国行政文化的演变

作为行政体系的深层次结构，行政文化不仅是行政管理活动的灵魂，而且是公共行政领域内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它的演变与发展对于行政发展和发展行政而言影响甚大。20世纪70年代末起始的改革开放，使我国重新启动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开始了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使中国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迁，这为行政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革新的压力与动力。在经济日趋市场化、政治日益民主化、文化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生态环境的作用下，转型时期我国的行政文化呈现出分权化、服务化、专业化、契约化、法治化的发展趋势。但作为一种较为稳定的价值取向，传统行政文化的积淀性和持久性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这使得转型时期中国行政文化的不稳定性大大增加。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重建国家自主性

市场化改革以来,国家和社会、中央和地方不恰当的权力配置使国家自主性的权力基础与合法性基础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社会阶层结构中出现的两极分化趋势没有得到有效抑制。要抑制两极分化趋势,促使社会阶层结构走上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之路,必须重建国家自主性。重建国家自主性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深入推进行政改革,调整国家与地方的自主性维度;另一条是培育公民社会,促使各种社会组织自由积极地参与政治。     

中国社会转型期传统权威与现代行政权力的张力分析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传统权威与现代行政权力由于利益追求、价值取向、权力来源和权力运行方式上的差异而表现出一定的张力:带有强制性的现代行政权力往往忽视传统权威力量的存在,而深受民众认同的传统权威则时常影响到现代行政权力的正常运行。因此,现代行政权力必须正确对待传统权威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利用其优势弥补自身不足;同时也要对传统权威加以引导,将其功能纳入到体制内的合法渠道,真正实现二者关系的协调,以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秩序进行。     

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与定位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长期在不合理状态中运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经过改革,虽然打破了原来旧的格局,正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但建立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仍然是一个难题。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深入探讨和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过程的考察,在总结我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探讨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体制。     

"双强"模式递建进程中的政府权威转型

中国政府能否充分有效地运用自己的合法性权威,维护并推动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而政府权威的树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与之均衡互动和共同发展,因此,深入剖析当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对于重塑政府权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国60年来中央与地方行政体制的调整

建国以来．我国的中央和地方行政体制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在新中国建国60年之际，总结60年来中央与地方行政体制调整的经验和教训．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结合当前国内建设的需要．探讨未来中央与地方行政体制调整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合法性危机的阶层分析

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社会转型,必然带来公共资源的暂时流失。同时,市场经济的离散性导致阶层利益冲突,消解着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极易引发合法性危机。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农民与知识分子面临的处境与现代化的要求不相符,对此进行阶层分析有利于巩固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政府合法性从本质上讲是民众对于政府统治的心理认同,它以一定的物质因素扣相对独立的精神因素及特定的社会基础为支撑,对保持政府秩序和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导致现代社会政府合法性危机出现的因素主要有政治正义性不足,现代性因素对传统舍法性来源和基础的结构性挑战,转型时期政府供给能力的下降,腐败现象产生的政治离心力等,社会结构的分化也构成了对政府合法性的威胁。要维护政府合法性,就必须顺应客观规律,在充分借助现有合法性资源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建现代合法性的结构与内容。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困境分析及消解思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克服困境,提升治理能力的过程。合法性危机、中等收入陷阱与社会转型陷阱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出现的三个主要困境。以信仰体系为价值定位,从公信力与政治诉求、分配制度与发展模式及利益与社会失序等方面的内在联系中找出现代化困境的成因,以合法性、经济体制与分配制度改革、社会治理改革为基点,为消解现代化困境提供思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行政伦理的价值与建构——基于公共危机治理中自由裁量权合理运用的分析

转型期我国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突发性公共危机成为当前公共治理中无法回避、常态化、尖锐而复杂的难题.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应用,是突发性公共危机有效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行政自由裁量必须以公共利益为逻辑起点,方有价值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也才有积极效用性可言.因此,在公共危机频发的当今时代,围绕公共危机治理的主题,建构自由裁量权合理应用的行政伦理就有了重大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行政国家的兴起及其合法性危机

行政国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一种国家形态,主要表现为政府凸显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行政成为现代政府的核心,行政官僚成为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者。行政国家是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和威尔逊等人思想接力的成果,其发展的过程始终处在一种权力逻辑与自由逻辑的张力中。行政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一直伴随着其兴起与扩张,典型表现形式是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对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僭政"的指责。为摆脱危机,学者们提出了传送带模式、专家模式、利益代表模式、宪法学派模式和公民参与模式等各富特色的致思路径。     

链式治理结构:解释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

为突破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陷入内卷化的困境,需要反思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可行性,也需要重新审视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方向。从"条条"、"块块"、"国家"进社区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西方网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转型时期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区分权为核心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民族国家构筑的同质异向: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实力派关系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权威与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观望中的"模糊"、相对融洽、猜忌与防备、"斗而不破"到最终的分道扬镳等五个阶段。作为地方民族依附型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其与国民政府中央的关系是民族国家构筑过程中,中央权威与地方主义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云南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对立意识一定程度上系中央政治权威影响的结果。在民国民族国家构筑的过程中,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权威政治视野的转换存在着同质异向关系,表面与中央政治权威存在冲突,但根本政治目标也是民族国家。地方实力派的存在是民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在转变过程中权力分配失衡的体现,他们的存在及其在地方的实践,也是民族国家构筑过程中的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