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即法治的共和主义论证——米歇尔曼"可创生法的政治"探析

自治与法治是美国宪政的两个核心原则,但二者之间固有的张力,使得自治与法治的关系成为美国宪政史争论不休的话题.对自治与法治的普遍信仰使得只有不违背自治与法治这两个宪政的潜在承诺的论证,才有可能获得普遍的赞同,其中多元主义的解释长期以来左右着人们的认知.共和主义的法学家米歇尔曼认为宪政反对多元主义政治学,以"可创生法的政治"对宪政中的自治与法治进行一致性的解释,并描绘了一幅多元性条件下的共和主义的商谈宪政图景.     

良法与法治

“恶法非法”的良法论，是自然法理论的法治观，与之对立的“恶法亦法”论，则是分析法学的法治观。良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所谓法治，只能是良法之治。     

英国古典法治理论的告别与超越:走向另一种法治基础主义--19世纪英国法治理论的现代转型

19世纪是人类科学的世纪,是法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得以确立的时期,同时,也是英国法治理论由古典向新的模式即现代化转变的关键时期.三大发现这一坚实的科学基础促使了制约法治理论研究的实证哲学的产生.在19世纪的政治哲学和法学领域,批判的生力军有斯宾塞、边沁、密尔、奥斯丁和梅因.他们认为,世界不是由人的理性的构建的世界,社会秩序不完全是理性秩序.此时,其法治理论的突出特别是自由主义、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     

语境下的法治——评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

什么是法治?这是个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一般而言对法治的论述大体上可分为三类:"形式论述声称,法律的来源、制定与适用,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实质论述主张,法律的内容,必须受某些实质要件的限制;综合论述则强调,法律的形式与实质要件不可偏废。主张法治应以形式要件为重的论点,可统称为形式法治理论,而主张以实质要件为重的论点,则称为实质法治理论。在当代西方的法政论述中,不乏对这两种理论做深入学理探讨的研究,其中尤以美国法学者塔玛纳哈所做的比较分析,最为完备周延。"[1]本文选取塔玛纳哈在《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一书中对于法治理论构想的分析为基本切入视角,结合塔玛纳哈在此基础上所总结的法治的三个共通主题,展现塔玛纳哈理论中对一般法理学与社会-法实证主义的运用。所希望着重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经由塔玛纳哈的社会-法实证分析,将法治置于历史、社会与政治语境下的理解。     

制度建设的正规化与冲突解决方式的多样化——一种与中国实际相适应的法治模式

在法治国家的建设中,必须把制度建设的正规化与冲突解决方式的多样化结合起来。首先,在制度建设上,由于法治的民主政治、宪政治理、权利本位和良法之治等内在要求,只有严格按照正式性、规范性、程序性、专业性的要求去做,才不至于使法治流于形式;其次,在冲突解决方式的选择上,由于法治内在的局限性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必须强调冲突解决方式的多样性。     

法律工具主义很危险

《文汇报》6月5日刊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郑成良的文章认为，要树立法治观念，就必须排除、抛弃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 法律工具主义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强调法律是国家和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在法治社会，人民通过设立政府，让官员执行法律。因而，在法律与政府之间，政府才是工具，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主宰。     

从温州模式到温州法治模式——温州模式与区域法治文明论纲

作为"需求诱致的局部制度变革"典型的温州模式,从其内涵、特征和丰富的实践中都可以挖掘出深刻的法治论题.温州法治道路是以诱致型法治发展为动力,辅之以政府推进的法治道路模式;法律渊源具有多样性;现实主义法治观成主流理念.温州模式的未来发展也应该被看作是这样一个过程:从一个统制一切的经济发展观念转变为一种法治文明的发展观念.     

法治与宪政的共识:一种文明的透视

法治和宪政的发展以核心价值为共识基础,这在西方表现为宪政除了制度的维度外,还有宗教的维度。当下中国的法治与宪政尚渐进在未完成的路上,支撑法治和宪政发展的价值共识还很薄弱。面对现代多元社会的逐渐形成,通过协商和妥协而达成的价值共识,将成为发展和巩固法治和宪政的根基;而延续了数千年的以社会和谐的伦理为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则孕育着中国法治和宪政的共识。     

法治主义:当代英国法治理论的多元主张

英国是一个因奉行法治主义而发达的国家 ,其当代法治理论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具有多元主张和多样性的价值诉求 ,主要有 :形式主义法治观、福利国家法治观、程序法治观和新理性主义法治观。这些法治主张虽各有其理论侧重 ,但又存在着一致的理论前提和相类似的基本问题指向。     

民主宪政与建设法治政府

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是实行民主宪政。民主宪政追求的目标正是社会的和谐。实行民主宪政的基本要求是确立民主宪政观念,弘扬民主宪政精神,建立民主宪政制度。     

自由秩序 --解读哈耶克的普通法法治观

哈耶克认为,法治是一种自由秩序,法治之法即自由的法律是真正的法律,这是一项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是元法律规则.法治之法的原则要素为法的一般性与抽象性,法的公知性和确定性及法的平等性.他认为,导致拥有如此属性规则的所有原因和因素不可能为人所知,但我们能够作到的应当是努力去发现和理解其实际的一般性功用和一般性目的.法治所处理的是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二者的进化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主要受制于不断开放和演进的市场秩序,而不断扩展的市场交换和不断演进的传统秩序又推动了法治化进程.进而言之,"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在本质上是一自由秩序,这一本质上自由的社会秩序在其进化过程中型构了法治,同时,法治在其型构过程中为其相伴的自发的自由社会秩序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条件和秩序保障.他认为,人和组织与规则体系在社会互动中相互影响制约,普通法法治秩序就是这样成就的.其法治观为自由主义的、进化论的普通法法治观,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结合的模式.     

中国法治的行政法治化道路

多维面向的中国法治道路理论有自身的缺陷。基于法治的核心要义和适度的建构立场,可以从权力分解的角度探寻具体的法治道路。借助司法权威确立规则之治和经由法律人之治实现法律之治,是＂司法中心主义＂的法治进路构想;规则之治与社会治理的冲突,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矛盾,是其内在缺陷。行政法治化,有助于推动公民启蒙、控制权力膨胀、促进规则之治,从而化解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矛盾,是中国走向法治的先导和必由之路。     

法治、德治及其相互关系

“法治”的内涵在与“人治”、与“法制”的差异中体现出来。“德治”并不是必然与“人治”相联系的概念。相反 ,“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国方略 ,对于建立“法治国”有着深刻的建设意义 ,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补充。德治既是法治产生的基础 ,又是法治实施的支撑。     

法治中国之路:从国家到社会

"法治中国"的正式提出使得我国法治改革不再停留在国家和政府层面,而拓展到社会之中,提倡建设"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建设将法治改革落位到社会层面,使得社会个体获得应有的尊重,这是一种法治的回归。单靠自上而下的模式已经难以实现法治中国,因此需要借助一种批判竞争式民主的理念改革——协商性民主,从而建立一种基于平等、公开的博弈平台,实现公民真正的当家作主,推行属于广大民众的法治社会,并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得以贯彻。     

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全面推进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是实现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因此,要下大力气全面推进依法执政,实现党的执政方式根本转变.要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党必须依法进入政权组织;党必须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增强法制观念,坚持依法治国;党要学会运用宪法和法律进行治国理政.     

监狱法治文化的理论思考与本体解析

监狱法治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从监狱法治化视野看，监狱法治文化是监狱法治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对监狱法治化内涵的补充和完善。中国监狱法治文化的理论基础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法律文化。亦是两者的有机结合。研究中国监狱法治文化必然要立足于中国监狱特色。对监狱法治文化本质的解析，有利于理解和弘扬监狱法治文化。     

法治、维权与维稳

当前,我国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稳定风险期,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法治是维权与维稳的结合点。通过法治实现维权和维稳的统一,要求政府依法办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使权力,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要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要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要树立法治底线,不能突破法律底线维稳和维权,同时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也就是要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一体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现代英国法治理论的经典表述--戴雪的法治观及现代批判

1885年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戴雪在他发表的<英宪精义>中,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法治"的含义.强调了法治原则.认为法治有三种含义.其强调的法治为法律至上、司法独立、司法救济和人人平等守法,并主张贬抑日益扩张的行政权.他的法律哲学理念基本上是洛克式的.他的法治主张受制于当时的时代,至50年代英国宪法学家对戴雪的法治提出质询和批判,但20世纪英国法治理论是对戴雪法治观批判的基础上建构的,后人只能是批判、修补或发展.     

法治秩序下的利益协调

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实际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人类社会也正是在对利益冲突的不断协调中发展和进步的。能否合理有效地协调利益冲突,成为法治秩序形成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所在。因此,探索一套能对利益冲突作出有效协调的利益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法治秩序下利益协调最为关键最为本质的是法律制度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