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后的“三人团”

三人团，是红军长征前后，中共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这其中又有最高三人团、中央队三人团和军事三人团之分。 最高三人团：红军长征前，组织指挥红军西撤，准备长征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集团。广昌失守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江西瑞金。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少数几个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于是，便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主持筹划战略转移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在华期间化名李德，笔名华夫，德国慕尼黑人，共产国际派驻…     

中共历史上的三个“三人团”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成立过三个"三人团":长征前夕为准备实行战略大转移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长征途中,为解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自发形成了由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和遵义会议后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与长征前夕的三人团有根本区别的新"三人团".     

红军长征时各部队领导人

红军长征开始的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李德、周恩来、朱德、张闻天。 指挥红军作战的“三人团”:李德、博古、周恩来(遵义会议后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中央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李维汉。     

中共历史上的三个“三人团”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成立过三个“三人团”:长征前夕为准备实行战略大转移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长征途中,为解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自发形成了由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和遵义会议后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与长征前夕的三人团有根本区别的新“三人团”。长征前夕的“最高三人团”1934年4月底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苏区内的人力、物力消耗巨大,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敌军“围剿”已经十分困难,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红军撤离中央苏区。5月,中共中央书记…     

长征中的周恩来

正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一度红火的中央苏区陷入困境。1934年6月,共产国际复电,同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为此,时任中央总负责的博古主持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指挥,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安排落实突围转移的重担落在了周恩来身上。红军这次战略转移,就是后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是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一次重大转折。在推动这一转折的过程中,周恩来付出了巨大     

中央苏区时期的"三人团"

《党史博览》2002年第1期曾发表过一篇题为《遵义会议前后的三个“三人团”》的文章,说的三个“三人团”是:长征出发前夕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具有最高指挥权的“三人团”;长征途中下放军团行军的由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在遵义会议后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负责军事指挥工作的“三人团”。而在这三个“三人团”之前,还有一个“三人团”,即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当时被人称为“三人团”,这个“三人团”很少被提起过。     

遵义会议朱德铁腕定鼎

正1933年1月,由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代表李德相继来到瑞金。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发起第五次"围剿"。就是在这个时候,博古、李德剥夺了毛泽东、朱德的军事指挥权,使红军和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翌年10月,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的错误,     

李德下台之后

李德,一个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同中国红军一起亲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正是由于他的错误指挥,红军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并在长征初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分析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正式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此后的长征路上,李德仍然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在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同意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1935年七八月间,红军大学成立,李德被派往讲授军事理论课。不…     

试论长征前期周恩来在“三人团”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红军的长征史上,“三人团”作为前期的最高领导核心,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周恩来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更是在其个人乃至中共党史上写下了至关重要的一笔。本文对此作一初步探讨,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1934年5月,中央苏区广昌失守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被迫作出决定,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却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也只是在极少数人中秘密地进行。“三人团”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主持筹划战略转移工作而成立的。它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实际上,“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是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     

长征中的重大决策（四）

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指挥军事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开始后,军事路线、军事战略指导方针和作战指挥由秦邦宪、李德所包办,造成了红军作战的屡屡失利。在遵义会议上,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被撤销。遵义会议以后,虽然毛泽东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重新回到了红军领     

第五次反“围剿”:德国顾问之间的较量

说起第五次反"围剿",熟悉中共党史军史的人都很清楚,正是因为李德、博古错误地指挥,红军以攻坚战同国民党军队拼消耗,使自己大伤,将原有的苏区丢失殆尽,红军力量遭到极大的挫损,结果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李德是德国人,乃共产国际为     

关于中央苏区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红军长征,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今天,人们继续从不同角度去审视这一历史事件.其中关于中央苏区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过去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是没有准备的“仓促转移”.80年代后,一些研究者持相反观点,认为是有准备的,不能说是“仓促转移”.笔者认为,实行战略转移有一定准备,但对它不能估计过高.一、关于思想准备.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以对黎川发动进攻为标志,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博古、李德在战略决策和指挥上的错误,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处于被动.1934年春天李德对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①.5月,广昌、建宁先后失守,国民党军队进入中央苏区腹地,中央苏区形势日渐恶化.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转移,书记处会议还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有关工作,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②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同意转移.     

周恩来对长征胜利的贡献

长征开始时,由于博古、李德采取避战方针,搞大搬家式转移,致使红军行动迟缓,处处被动挨打,红军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从长征时的8.6万多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时敌人已     

毛泽东:最危急关头挽救党挽救红军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陷入危局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冲破敌人围追堵截,挽救了党和红军。大搬家式转移：出师即陷入危局1934年5月下旬,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广昌失守后红军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及李德参加了会议。李德建议：红军应退出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长征初期党中央内部斗争的性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毛泽东是否开始组织“领导撤换博古和李德”的“会下活动”?这个是否符合党内正确斗争原则、涉及到毛泽东政治品格的问题,有必要探讨澄清。人所共知,李德在《中国纪事》书中把毛泽东说成是进行“宗派活动”。指责毛同张闻天、王稼祥结成“中央三人小组”,“激烈攻击”三人团,在中央内部制造“分裂”等,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污蔑。但亦有文章认为,从长征开始,毛泽东“的确在着手组织和领导着撤换博古和李德的这场斗争。”“树起旗帜同他们干了……不是在争个人的兵权,而是争人民的兵权,党的兵权。”“这是无可争议…     

周恩来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新“围剿”之机，周恩来和朱德据理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正确军事方针，但博古和李德却简单照搬苏联军事斗争经验，顽固坚持扩大苏区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轻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实践中总结的正确战略战术，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败，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中央“三人团”,负责筹划和准备工作，尽管周恩来与博古、李德在战略战术上有分歧，却以极强的组织观念“相忍为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战略转移指示，周恩来负责或参与了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与粤军陈济棠谈判达成借道协议、组建第八军团和中央教导师、确定红军主力集结地等诸多秘密准备工作，参与指挥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集结于都、组织部队抢渡湘江渡口等军事行动，指挥红军西征通过四道封锁线。     

长征路上看今昔 从于都河到湘江

正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遭到严重失败,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党中央领导人博古和李德被迫放弃抵御敌人的计划,决定撤出中央苏区。10月11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签署发布了关于将中央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命令,这个战略转移后来被称为长征。10月上旬开始,由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各直属机关组成     

从遵义到苏联:李德在华后期活动考察

正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曾用名华夫,早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8年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1933年初,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对李德十分依赖和支持,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李德。李德推行军事教条主义,导致红军作战接连失利,引起红军广大官兵的不满。但博古、李德不认真吸取教训,改变错误做法,反而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在遵义会议上,李德受到了严厉批评。     

思想政治工作在湘江战役中的作用分析

湘江战役被认为是红军长征史上最惨烈、最悲壮、最关键的一战。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期间陷入蒋介石在桂北兴安、全州、灌阳设置的包围圈。在这生死存亡之际,红军指战员发挥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强有力的作用,激励红军战斗精神、宣传动员群众、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力量,从而为中央红军突破湘江提供了思想政治保障,使思想政治工作无愧于红军的"生死线"。     

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

正湘江一战,博古、李德看到红军损失太大,又不断听到红军指战员对他们的错误指挥提出批评,而敌情又很严重,两人不免垂头丧气,一筹莫展。但他们不肯检讨和纠正错误,仍坚持北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张闻天、王稼祥虽然过去同博古有许多共同观点,但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也开始对博古、李德表示不满和提出批评。毛泽东出于对党对红军的高度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