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治理进程中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悖论探析

在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改革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作为提升政府管理效能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而存在的,也是转变政府施政理念的直接显现。新公共管理运动时期,这一改革路线所彰显的线性效率思维一度被尊崇为医治政府病态的"万能处方",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不同程度的效仿。随着西方治理话语体系的兴起,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更成为政府治理的常态化选择。在治理主体与利益分化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境下,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诸多预设性理念同现实绩效方面的悖论以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公共性理念的渐趋隐退使得政府治理困境问题愈加明晰。因此,基于新时期多元治理进程的发展审视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的矛盾性一面,对于深刻把握西方国家治理模式转型的实质,进而思考未来中国国家治理方式的变迁和能力的提升无疑是一个较为可行的切入点。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例析与建构——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治理

在政府组织高度分化与专业化的形势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出现碎片化现象。应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进行协调与整合。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碎片化现象表现在决策机制、供给主体、监督机制、治理效果四方面的碎片化。在整体性治理思路下,通过政府机构内部整合以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的合作治理来促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构建。     

政府公共服务方式的多元化选择:趋势与策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治理理论不断兴起的背景下,政府公共服务方式的多元化发展成为一种趋势,这也是源于公共服务主体的多中心、公共服务需求的复杂化、现代科学技术与工具手段的发展等多重动因。创新公共服务方式,关键在于公共服务多元方式与技术工具的集成运用。为此,应通过选择实施流程再造、构建电子政府、引入竞争机制和志愿机制等策略,实现公共服务的一站式、电子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全方位供给。     

以治理理论重塑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进路

以治理理论重塑我国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其实质在于培育多元化、多渠道的公共服务主体,从而对服务的"生产职能"与"安排职能"实现相对分离。首先,鉴于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着严重的"政府失灵,"应该打破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格局,明确政府只是服务的提供者,并非一定是生产者的角色,在市场化进程中应慎用政府机制;其次,市场机制可以促进服务质量的提高、服务成本的降低、提高服务效率,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然而,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都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公民社会在分担服务职能等方面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培育公民社会也是市场化不可缺少的环节。     

政府合同治理的风险及其防范

作为一种融入了更多市场精神的治理工具,政府在当今公共服务供给中广泛运用合同制。由于存在信任非对称、信息不完全、机会主义和合同内在不完备等因素,以及合同的市场化逻辑与政府的公共属性之间存在的必然冲突,政府合同治理会产生一系列委托—代理风险问题。从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创新角度,可以通过构建选择性的激励机制和复合型的监控机制来防范政府合同治理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特征探究——基于2000-2019年天津市政策文本分析

科技创新已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地方政府落实国家政策、促进科技创新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从政策工具视角对2000—2019年天津市出台的科技创新政策进行文本分析发现:科技创新政策工具整体逐渐丰富,但各类子工具并不均衡。其中,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基础设施建设子工具运用最为频繁,辅之以公共服务子工具,以营造与完善科技创新硬件条件与软环境;供给型政策工具其次,采用资金投入子工具为主,人才培养子工具急剧增加,以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数量增长,同时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支持可持续性创新发展;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少,近年来海外机构子工具使用逐年增强,而政府采购子工具逐渐减弱,以期减轻对政府的依赖,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打开国际科技市场。本文探讨我国地方政府聚集有限资源、突破地域发展限制、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工具类型与数量及内涵等特征,以期为天津市同类地方政府进一步合理布局科技政策、完善地方科技创新体系提供参考。     

城市社区治理工具的选择行为、准入秩序和运作逻辑

政府治理工具的获取、选择和运用直接关系到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性,是城市社区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事实上,当政府以治理工具介入社区治理时,恰恰是其对治理工具的认知、抉择和运用引致一系列意外后果,或者说,这些意外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治理工具的选择行为、准入秩序和真实运作。由此,面向社区治理,治理工具的选择行为、准入秩序和运作构成重新审视和思考治理工具本身的分析框架。其中治理工具化为三种性质的选择,分别是组合主义的思维和行动框架形成作为政治过程的选择、形式理性和本质理性演绎而成的作为理性的选择、以结构化过程和制度形塑行为为主旨的作为制度安排的选择。同时,在社区治理中,治理工具的准入秩序以组织政治的秩序框架为核心议题,通过四种机制的演绎来催生和促成治理工具准入秩序的合法性运转。另外,结构性均衡、规则性协同以及策略性合作构成了治理工具运作的社会逻辑,结构化、政治话语和事件性形塑着政府治理工具运作中的政治逻辑,而以有限市场化为核心,聚焦行政功能和任务民营化的治理思维构成治理工具运作的民营化逻辑。     

社会影响力债券:一个城市多元治理的工具创新

为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保障公共服务支出的稳定性,2007年英国首先提出社会影响力债券(SIB)模式。它是一种新型合作治理伙伴关系,通过向社会发行债券融资,建立资金池委托服务提供方生产公共产品和解决公共问题,最终由政府根据绩效向投资者支付本息。其典型特征是“政府退出生产”“为结果付费”。凭借巧妙的机制设计,SIB能够作为市场融资工具、多元治理工具和监督考核工具在城市管理领域广泛应用。未来可通过培养综合性的中介机构,积极出台政府支持政策,调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体系,提高评估机构专业能力,推动SIB成为中国城市多元治理工具。     

美国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基本经验教训

美国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基本经验教训可概括为:一、政府非核心职能可市场化,核心职能不可市场化;对"政府固有核心职能"采取负面清单管理,是科学确定公共服务市场化边界的有效方法。二、公共服务市场存在"供给方缺陷"与"需求方缺陷",公共服务市场化并不必然提高经济性、效率性与效能性;政府应针对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方缺陷与需求方缺陷的组合状况,针对性地确定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制度安排。三、政府应提升合作伙伴关系管理能力、政府合同管理能力及控制腐败能力。     

中国社工组织何以行政化?——一个政府科层治理模型的解释

随着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发展，社工组织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然而，在与政府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社工组织却频遭多权力主体的行政摊派，日益行政化。科层制视角下的案例研究表明，政府科层治理模式中的等级控制思想、层级控制权分配、等级权力支配结构在根源上分别造成委托方、中间管理方和项目落地基层组织对社工组织的行政摊派，而社工组织面对多方的行政支配之所以选择“妥协”则主要基于生存发展及良好合作的“关系理性”。     

政府购买城市社工服务要义

在现代国家,政府购买城市社工服务是新型的公共服务方式。其基本特征是市场运作、政府承担、定向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基础源于提供价值目标的治理理论和提供实现路径的新公共管理民营化;实施前提是有效分解运作流程;完善的根本措施是,必须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发展从事公益事业的社工机构,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能力。     

民政事业引入市场机制的思考——以南通为例

民政事业引入市场机制是民政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个重要尝试。治理理论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为该议题及相关实践提供了学理支持。引入市场机制提供民政公共服务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民政公共服务效率的提升,但民政事业价值导向的特殊性以及公共服务的地区差异性,决定了在民政事业引入市场机制时必须审慎,同时务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力求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治理合力达到最优。南通市在民政事业引入市场机制方面进行了若干探索,取得了许多成绩也面临不少问题,剖析这些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国省级“第一梯队”政策文本分析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是当前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途径,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业。基于国内"第一梯队"7省市34份政策文本对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目标在于突破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逻辑,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数字政府变革;改革工具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政务数据与服务标准化及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改革重点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即经济调节数字化、市场监管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社会管理数字化、政府运行数字化、环境治理数字化。面对新一轮激荡的数字化浪潮,需要发挥多方力量,从政策导向、管理优化、技术创新等多维层面保障转型取得实效。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国省级"第一梯队"政策文本分析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是当前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途径,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业.基于国内"第一梯队"7省市34份政策文本对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目标在于突破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逻辑,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数字政府变革;改革工具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政务数据与服务标准化及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改革重点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即经济调节数字化、市场监管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社会管理数字化、政府运行数字化、环境治理数字化.面对新一轮激荡的数字化浪潮,需要发挥多方力量,从政策导向、管理优化、技术创新等多维层面保障转型取得实效.     

治理视角下我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有效作为初论

长期以来 ,我国政府基本上集中了所有的公共资源 ,可以说公共服务几乎被政府部门所垄断。这种提供模式呈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弊端。而治理理论认为公共服务应该是由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载体来提供的 ,是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有机耦合。在这种理论指导下 ,政府提供服务要有效作为     

农民工就业促进中政府职能定位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与思考

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需要政府角色和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根据治理理论观点,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政府应定位于政策供给、统筹协调、监管仲裁等主要职能上.研究表明,农民工就业促进中政府部门的职能存在着缺少长效的综合的统筹协调机制以及政府职能越位与缺位问题.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职能,建立各项协调机制;切实扮演好"掌舵人"的角色,培育和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专业服务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的政府治理

城乡一体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使然,更是政府主导体制的政策供给。政府主导的城乡一体化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分化,引发了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化。单一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农村社会结构相匹配,乡村治理要求更多主体的参与。然而,由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无法实现,市场的力量又无法在农村社会完全实现。因此,本文认为政府仍然是城乡一体化的主导力量,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培育市场、社会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多元治理视角下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对策探析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我国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参与公共服务的能力逐渐增强。引入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以多元治理应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带来的缺陷,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满足公众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公共需求。公共服务的供给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应该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沟通对话、合作互补、相互制约。政府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掌舵者,要承担起元治理角色,开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潜力,创造条件保障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而社会组织要积极主动参与公共服务,借助各种与政府合作的平台,不断提升自身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政府购买非营利组织社会服务问题研究——基于对G省实践的调查

政府向非营利性组织购买服务是当前政府实行简政放权和治理变革的实践尝试和制度设计,更是加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加快社会事业转型的重要路径选择,对当代中国政社关系的调整与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意义重大。本课题以地方政府购买非营利组织服务情况的实际案例为基础,剖析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结构性原因及其相关政策的探索过程,梳理本土社会服务供给的流程建构过程,以期对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政府购买服务政策设计的合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提供参考。     

整体性治理及其在非结构化社会问题方面的运用——以西藏林芝地区"希望工程"政策运作为例

政府治理模式的选择是社会发展条件所决定并对不同行政文化的回应，西方政府治理模式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式之后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合与协调。整体性治理成为当代政府治理新理念，尤其在解决结构不良的社会问题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本文通过对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结合西藏林芝地区希望工程这一基础教育领域公共服务政策运作实际情况，来探讨如何运用整体性治理模式以实现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以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