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

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除了传统的军事制衡战略,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也以包容性制度制衡和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的形式进行战略互动与竞争。国际秩序转型更增强了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制度制衡。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崛起国会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而作为主导国或守成国的美国却实行旨在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本文认为,制度红利的变化影响着国家对不同制度制衡战略的选择偏好,这是制度竞争过程中国家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随着美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享受的"制度红利"不断下降,它更有可能选择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包括退出现有多边机制以及建立对其有利的新的国际机制。相反,随着中国在现有国际机制中"制度红利"的增加,中国更有可能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通过两个案例,即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建立TPP期间所实行的"排他性制度制衡"以及中国成立亚投行期间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制度红利—制度制衡"的理论模型。制度制衡将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转型期间中美之间战略互动的一种新形式。     

南海问题研究的三大战略性议题——基于相关文献的评述与思考

南海争端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议题,也是中国人必须重视的中国特色议题.本文从战略评估的角度对中国与国际海洋制度、中美海上竞争以及中国周边秩序调整等三大类议题进行了分析.南海问题的源起、演进与大国政治密切相关,受制于美苏争霸约束.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海洋秩序调整成了第三世界崛起的标志,中国将自己定位在第三世界,从政治上而不是经济上考虑支持这一制度系统,对海洋制度如何约束国家行为并无充分准备.由于美国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美竞争的不是制度而是权力,这是众多中国学者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导致南海波澜再起的重要原因.从当事国角度看,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竞争已经不是制度、权力之争,而是周边国家担忧中国如何使用权力的反应,中国远未到主导周边秩序调整的阶段.为此,中国需要塑造一种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相互调适的战略文化,让不断增长的战略手段具备更加匹配的战略目标,只有两者协调起来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国在南海的利益.     

对以“文明冲突”作为观察国际问题的主导思想之商榷

对以“文明冲突”作为观察国际问题的主导思想之商榷谢益显１９９３年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之冲突》一文，提出今后人类冲突之主导因素将是不同的文明。１９９６年底，亨廷顿发表了一篇关于“西方文明”的文章，提出所谓非西方社会因实现现代化而导致西方文化影响的削弱...     

试析美国未来介入台湾问题可能的政策取向及限度

冷战后,由于中美"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的逐渐形成,美国加大了对台售武力度,其对台政策中袒护"台独"势力的倾向日渐明显,更加偏向于对中国大陆施压.美国对台政策的这种调整方向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改变.因此,指望美国在台湾问题的解决上有所作为现在看来可能性极小.台湾问题是和平解决还是武力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缓和的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的继续演变.如果美方排除了将中国纳入现存国际体系的方案,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阻力将会极大的增加,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冲突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大.但是,即使中国接受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体制并且发生如美国所声称的变化,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积极支持中国统一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只要中国的强大有可能对美国的现存国际地位产生威胁(无论这种威胁是一种客观上的威胁还是一种主观上的威胁),美方遏制中国的战略就不会彻底改变.下面就美国未来介入台湾问题可能的深度作粗浅的探讨.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日东海争端的影响探析

东海争端主要是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归属争议.伴随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美国已成为影响中日东海争端解决的关键因素.美国的介入是加剧东海争端的导火索.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妥善应对.合理解决东海争端,中国应正确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及时评估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对中日东海争端的影响.     

论中美人权斗争的文化因素

冷战结束后 ,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 ,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是中美人权斗争的重要因素。美国文化是欧洲传统文化与北美特殊环境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继承的是与美国不同的五千年一脉相承的独立的文化传统。美国社会以个人为本位 ,崇尚个人主义 ;中国社会以集体为本位 ,崇尚集体主义。美国社会以权利为本位 ,强调个人应有的权利 ;中国社会以义务为本位 ,强调个人应尽的义务。美国蔑视权威 ,反对政府对个人的干预 ;中国崇尚权威 ,主张强有力的政府。中美在人权领域的斗争在很多方面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造成的。中国认为 ,尽管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很大 ,但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共同进步。美国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以及在国际活动中 ,却极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 ,企图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 ,中国必然要捍卫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在人权领域斗争的长期性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

2007年之前,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美国在双边贸易、贸易结构以及投资关系三个方面占有相对优势,中国只在国债购买领域具有一定优势。因此,美国拥有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权力。但是,由美国2007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而引发的经济危机,使中美相互依赖关系出现了新动向,中美之间至少在经济领域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命运共同体”。为此,中国应当借金融危机深化两国经贸关系,提高美国政府利用对华贸易为政治或安全服务的相对成本,进而达到校正中美相互依赖中的非对称性的目的。     

中美软实力在G20峰会中的比较研究——从国际媒体引用的视角

本文从G20峰会期间国际媒体引用的视角来比较中美两国的软实力。研究发现,中国被国际媒体的提及率高于美国;但美国金融机构受国际媒体的关注度高于中国;中国的发稿量比美国略高,但中美两国都远低于欧洲;欧洲媒体对中国高度关注,对美国却表现出揶揄和失望的情绪。中国正表现出在软实力领域的快速提升。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考

中国与美国达成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为两国发展双边关系指明了方向。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管控分歧是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双方建立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和多领域的沟通交流机制,增进两国共同利益和管控两国利益分歧并举,处理好中美两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互动和博弈等,迎接现实挑战,共同推动21世纪的中美新型关系。     

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

在分析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的关系时,可以得出3点结论。首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机制霸权、经济霸权、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军事霸权都不构成严重挑战;在美国构筑的全球霸权体系下,中国也还有相当大的崛起空间。其次,中国崛起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形成结构性的挑战。最后,从思维框架上说,我们既不能丢弃对国际权力格局的传统分析方法,以为信息和思想的沟通以及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能够自然生成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消解国际冲突,也不能忽略国家及其以下的行为体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权力格局的变化必然造成国际秩序的混乱。现在,中美领导人都认识到两国相互对抗的危害性,因此中美关系有望继续维持稳定,并逐渐建立起更为稳定的战略框架。     

重新透视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８－３１日，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了中美关系史国际研讨会。本文介绍了会议中双方学者对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两国对抗局面形成的根源、５０－６０年代冲突与克制的情况、两国关系解冻的过程、两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和运作的特点等方面进行了交流，还介绍了美国学者在中美关系史研究方面所采用的方法和对资料的发掘情况。此外，文章还介绍了学者们对中美关系现状的一些看法     

中国、美国与正在演变中的亚洲秩序

中国崛起是一个复合概念,既包括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也包括国际规范、高等教育等软实力方面。这对亚洲地区的国际秩序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变量,但不能就此认为亚洲地区已形成了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正在演变中的亚洲秩序是一个包含有轮毂模式、有限共治模式、规范共同体模式和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四种秩序特征的复合体。同时,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来说无疑也注入了新的元素,但并非就如现实主义者所预测的那么悲观,中美之间的合作远大于分歧,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在中美之间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与对策——从“301条款”出发

此次中美贸易战始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于2017年8月启动对中国的"301调查"。本文从"301条款"出发,分析美国利用"301条款"实施单方加征关税行为是否涉嫌违反国际法,以及研究美国发动此次贸易战背后的真正诉求。接着结合中美贸易战的最新进展,分析此次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的贸易、投资领域和对世界贸易体系产生的影响。最后,分别从中美双边谈判和WTO改革出发,提出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可行方案。     

美国战略调整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作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是一种长期战略考虑,是一种涉及安全、政治和经济等所有领域的结构性转型,美国要致力于重建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并主导地区秩序的规划和构建。不同于将亚太地区截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战略,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所采取的措施是两面下注和两面套利,一方面把中国确定为战略"假想敌",挑动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为美国介入该地区提供战略机遇;另一方面也尝试积极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防止亚太地区陷入冷战对抗的泥淖。中美两大战略资源系统如何协调彼此关系,成为决定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秩序的关键因素。从全球化时代和亚太地区一体化的现实出发,构建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合作竞争、聚同化异的新型大国关系,开展中美战略协调和预防性合作,将是化解这一危险的战略思路。     

论后危机时代的中美贸易摩擦及应对措施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自2008年爆发以来,几乎席卷全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济受到重创。美国一方面需要中国的帮助,向中国大举借债,在外交领域向中国示好,另一方面转过身来就发动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抑制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阻碍中国新技术企业向美国的出口,以此作为恢复美国经济、保持美国竞争优势的战略措施。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更加剧烈,新技术产业已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企业须有相应对策。     

“脱钩论”背景下的中美金融断裂——以《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为切入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经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12月18日签署而正式生效。该法案直指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将两国证券监管合作的矛盾和分歧上升到金融脱钩,使得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面临下市和被迫退出美国资本市场的风险。《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是近年来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向金融领域的延伸,也是美方提出的“脱钩论”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之外的纵向发展。中美贸易冲突不仅没有随着《中美经贸协定》(第一阶段)的签署而得到缓和,反而在新冠疫情之后继续加剧,并且向金融、科技和教育等领域蔓延,中美两国“脱钩论”甚嚣尘上。美国加紧在金融领域通过法律战的方式推进中美“脱钩”,对中资企业在美上市融资构成现实威胁。中国应该通过法律的方式,在技术层面应对中美监管合作,化解和弱化双方的监管合作矛盾。     

中美军事互信为何难以建立？

中美作为国际关系学者眼中的“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其两军关系举世瞩目。曾作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先行者”和政治关系“晴雨表”的军事关系，至今仍未实现“正常化”。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无论是为了防止因意外或误判而导致冲突，还是为了扩大合作应对共同威胁，都需要建立两军之间的互信。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两军之间跌宕起伏的交往过程表明，尽管两军之间防止冲突及合作应对共同威胁的需求和潜力很大，但由于两国关系性质定位不明、两军对互信的认知和路径选择不同、美国不断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以及缺乏建立互信的紧迫感等原因，致使中美军事互信鲜有成效。     

中美贸易“再平衡”：路径与前景

奥巴马政府将美国经济“再平衡”作为摆脱当前经济危机并重塑美国经济增长基础的一项重要内容来看待,并就此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减少美国消费和进口,促进投资和出口。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被认为是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的重要原因,中美贸易的“再平衡”因此成为中美双边贸易谈判中美方的基本诉求之一。然而,尽管中美两国政府在促进中美贸易平衡发展并转变各自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有一定的共识,但目前中美贸易失衡格局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分工,两国目前都不可能采取过于激进的政策来强行调整。在国际分工体系发生实质变化之前,中美贸易失衡状态短期内只能寻求缓解而不是消除。     

展望国际秩序--"中美国际关系比较研究:理论与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3年12月12至13日,外交学院举办了"中美国际关系比较研究:理论与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乔治敦大学和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外交学院等多所高校以及中国社科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近30名专家学者与会.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教授代表学院致辞.美国福特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 Watson)出席会议并讲话.在两天的讨论中,两国学者就中美两国国际大战略、"9·11"后的中美关系、东亚地区秩序、国际治理以及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探讨.     

世界权力新格局中的中美关系

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内地位和作用的上升，中美两国形成了一个“G2”结构。在世界权力新格局下，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符合国际利益和中美各自国家利益。和平共处要求两国互相对对方的核心利益作出调适。然而由于中美两国的相互误解和相互恐惧，美国不愿意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调整其对华政策，而中国实力已经上升到可以要求美国作出这种调整了。面对国际新格局，中国应改变过去被动的对美政策，确立自身接触美国的新政策和新原则。为此，中国应积极寻找和建立与美国互动的新的国际制度平台。现阶段，东盟机制不失为一个可借用的有效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