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中美冲突是否必然——美国学者的视角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学者对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冲突的讨论越来越多。美国学者认为,中美两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这主要是由于:第一,中国无此野心,也无此实力。第二,中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获益而非受损。第三,美国及其构筑的西方国际秩序依然强大,中国难以打破。但是,在次级争端如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中美之间引发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特别是经贸领域,中美两国的摩擦将进一步加深,货币战争、贸易争端、国际组织话语权的争夺等将主导中美之间的冲突性质,但这些问题很难导致两国兵戎相见。因此,多数美国学者认为,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发展将继续依靠美国及其构建和主导的西方国际秩序。     

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

在分析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的关系时,可以得出3点结论。首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机制霸权、经济霸权、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军事霸权都不构成严重挑战;在美国构筑的全球霸权体系下,中国也还有相当大的崛起空间。其次,中国崛起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形成结构性的挑战。最后,从思维框架上说,我们既不能丢弃对国际权力格局的传统分析方法,以为信息和思想的沟通以及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能够自然生成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消解国际冲突,也不能忽略国家及其以下的行为体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权力格局的变化必然造成国际秩序的混乱。现在,中美领导人都认识到两国相互对抗的危害性,因此中美关系有望继续维持稳定,并逐渐建立起更为稳定的战略框架。     

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与中国

地区秩序是一个经常使用但却缺少定义的概念。本文探讨了亚洲地区秩序的现状和特征,特别强调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制和正在兴起的亚洲地区主义实践。快速发展的地区相互依存和发育中的各种亚洲地区安排以及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区域强国的崛起或者复兴,推动着亚洲地区秩序的历史性转变。一方面,美国在竭力强化亚洲地区的“中心—轮辐”体系,另一方面,迟到的亚洲地区整合和地区主义正在帮助塑造着地区主义为基础的地区秩序。从地区秩序转型的角度,亚洲目前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有三种基本的地区秩序选择:美国霸权秩序的强化、取代美国秩序的新强权秩序和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明显地,未来导向的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符合所有亚洲各国的利益。地区主义为基础的秩序并不是为了挑战美国的主导性,而是为了使亚洲地区秩序更加合法、合理和正常。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以地区主义为基础制定其亚洲政策,将在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的南海局势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上台后出台了新的亚太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将全球战略重心由大中东地区转移到亚太并将应对中国崛起作为主要目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使中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更为复杂。南海局势的新变化就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一个直接后果。不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并不是寻求同中国对抗,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框架下的对华战略仍然具有两面性,中美在南海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美国同一些南海争端国的利益也有很大差异,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六十七):规范层次与秩序构成

<正>一种社会秩序的形成,在大传统视野中每每被视为由国法一统地缔造和结构的,但事实上,凡规范存在之处,就必然存在着与规范相应的秩序。可以说,人类的所有规范,都是为有效地安排人们的交往行为所准备的,或者是为了给人们有序地交往所准备的。规范自类型学上讲,大体上可以一分为三:其一是行动的规范,即通过人们之间相互模仿、世代沿袭所形成的规范。在此种规范面前,行为与规范之间大体是合二为一的,规范、行为、秩序也大体是三位一体的,规范的理想模式和实践模式是不分彼此的。可以说,这是一种原生的规范类型,也是一种原生的秩序类型。在语言文字不     

国际利益格局调整与国际秩序转型

中国崛起及其导致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是影响当今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因素。然而,探讨国际秩序转型不能仅仅关注实力结构的变化或大国之间的实力较量,更要聚焦于国际利益格局的再调整这一深层问题。国际利益格局是主要大国在竞争与合作中协调和分配彼此利益形成的安排,是构成国际秩序的重要维度。在稳定有效的国际秩序下,体系的实力对比与利益格局之间存在动态平衡和相互匹配关系。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持续变化和新兴国家利益诉求的日益增多,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明显面临国际利益格局再调整受阻的困境,无法根据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实现自我调整。中国既是当今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受益者,也受到利益格局中诸多不合理要素的制约,影响到中国实现和维护自身正当合理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应在继续参与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前提下,积极主动而又循序渐进地推动国际利益格局的良性调整。     

应对大国崛起: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评析北大核心CSSCI

为了应对中国崛起以及地区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新加坡对华采取了一种介于制衡与追随之间的中间战略,即“对冲”战略。该战略包含收益最大化（经济实用主义、约束性接触、有限追随）和风险应急（经济多元化、拒绝支配、间接制衡）两类政策选项。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经贸合作和接触政策来交好和约束中国,以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外交和政治利益;另一方面通过拒绝支配和间接制衡等手段来防范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地区不确定性。新加坡的对冲战略由东南亚体系压力形塑,其自身的脆弱性进一步强化了该战略的实施速度和力度,并影响了战略工具的选择。在中国崛起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新加坡对华政策面临来自地区、东盟和自身三方面的挑战,实施对冲战略的难度在不断增大。新加坡需要改变过往在中美竞争中牟利的思维,在战略工具箱中增添新的政策选项,真正做中关“共同的朋友”,促进中新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同样,在崛起过程中,中国也需经得住新加坡式的“小国考验”。     

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

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除了传统的军事制衡战略,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也以包容性制度制衡和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的形式进行战略互动与竞争。国际秩序转型更增强了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制度制衡。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崛起国会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而作为主导国或守成国的美国却实行旨在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本文认为,制度红利的变化影响着国家对不同制度制衡战略的选择偏好,这是制度竞争过程中国家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随着美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享受的"制度红利"不断下降,它更有可能选择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包括退出现有多边机制以及建立对其有利的新的国际机制。相反,随着中国在现有国际机制中"制度红利"的增加,中国更有可能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通过两个案例,即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建立TPP期间所实行的"排他性制度制衡"以及中国成立亚投行期间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制度红利—制度制衡"的理论模型。制度制衡将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转型期间中美之间战略互动的一种新形式。     

从规则的角度面对WTO

中国即将加入ＷＴＯ。对于中国来说 ,这无疑为新的世纪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以及体制改革的成功打开了一扇前所未有的大门。但与此同时 ,中国面临挑战的广度和深度也将是前所未有的。为了准确认识这种挑战及选择相应对策 ,从规则的角度对ＷＴＯ进行把握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ＷＴＯ协议构成有拘束力的国际法律规则（一）ＷＴＯ协议是国际法律规则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是世界上唯一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 ,其核心是ＷＴＯ协议。ＷＴＯ协议是涵盖范围广泛的各项活动的法律文本 ,冗长而复杂 ,包括约６０个协定、协议、附件、…     

2005年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

2005年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复杂多变,大国关系调整加快;国际秩序主导权斗争激烈;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危害加深;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变数增多;两岸关系开创了崭新局面。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外交与安全工作任重道远。     

日本新国家安全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强烈关注”

日本2001年度<防卫白皮书>中有关中国军事力量的描述与评论表明,现今的日本已将中国看作事实上的防卫对象和对其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中国在日本安全战略中地位上升.日本政府的这一动向,表明了日本对现今国际局势、东亚地区安全,特别是对中、日、俄等国国家力量消长变化的认识和因此进行的政策调整,突出反映了日本对华政策中的防范和制约内容,这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将产生消极影响.     

新形势下人大财政监督职能之建构简

《宪法》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并赋予人大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和任免权的职能。其中,监督权更是起到了约束政府权力的关键性作用,应充分贯彻于预算的整个过程。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新形势下,人大在进一步完善立法的同时,亟须“一体两翼”地着力加强预算监督,促进工作重点向强化预算审批职能方面转移,不断提高理财治国能力,推动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从而与公共财政、良法善治的理念相契相合,顺应关注民生、防治腐败的时代发展要求。     

中国公共外交项目运作分析——以北京奥运火炬境外传递为例

北京奥运火炬的全球传递活动，不仅仅是传递奥运理念、奥运精神的过程，同时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舞台，可以说，奥运火炬境外传递是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一个新项目。火炬传递风波，既显示了此次公共外交的新特点、新突破，又折射出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伴随着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公共外交，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联邦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模式研究

联邦制的启示在于,要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有必要从宪法上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虽然联邦国家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历经变迁,但还是有章可循,而联邦国家的立法分权模式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治安管理处罚权的扩张与规制——治安法立法之视角

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从立法宗旨上,既追求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和谐社会之目标,又追求人权保障与程序公正之价值,同时注重对公安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较之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治安法具有宽严更适度、程序更严格、处罚更规范、监督更有力的特点,从国家管理社会治安的目的与需要出发,扩张了公安行政执法机关之管理处罚权,规制了公安行政执法行为.     

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机制构建

检察机关的行政执法监督是检察权的组成部分,不但有现行宪法的依据,而且还有一些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益探索。应当修改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将行政执法监督权规定进去。这是实现权力制衡的需要,也是解决现存问题的需要。行政执法监督应当坚持特殊监督、事前与事后监督相结合、合法性审查的原则。在监督的对象上,应当限于对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对涉嫌犯罪案件不移送刑事司法程序的行为以及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在监督的方式上,应当赋予检察机关监督审查权、发挥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机制中的监督作用、以及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监督之诉的权力。     

近代大国的崛起及其历史启示

国家崛起是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其中科技力是支柱,经济力是基础,制度创新是促进力量。一般说来,大国崛起是有规律可循的。由于欧美大国具备了崛起的物质技术与结构性功能等有利条件,因此相对较早地实现了国家崛起,获得对非欧美国家的统治优势。近代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对我们有许多的启示,但其崛起后的殊死竞争与争夺也给世界留下了诸多的历史教训。     

论中日关系的历史与未来

影响中日关系的实质性问题并不是复交与否,而在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怀抱大国之梦,与中国有着深层次的分歧。在热战时代,两国是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水火不容;在冷战时代,演变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冷战结束之后,综合国力趋近,而国家利益趋远。只有强强共处才能够确保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     

中法两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之比较

如何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当今世界诸多国家面临的而又必须要解决好的现实课题 ,中国也不例外。因此 ,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 ,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试图通过对中法两国最近 50年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比较研究 ,以期为我国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