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执行法律的完善

执行是刑事诉讼程序的最后一个阶段，它直接决定着刑事判决、裁定所确定的内容的实施，对于严惩犯罪、实现刑法的任务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由于犯罪性质各不相同，犯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刑罚的种类也较多，因而制定一部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律是极为必要的，这不仅可以明确规范刑事执行的内容，而且能使刑事执行更具有可操作性，确保执行任务的完成。     

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制度化及其反思

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是指一国对他国司法机关宣告的刑事处罚裁决赋予与本国刑事处罚裁决相同的法律效力，并对其加以落实的司法制度。随着犯罪活动的全球化和犯罪实施者的跨国化，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成为国际刑法发展进程中的一项主题。     

论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

刑事执行作为与刑罚的观念形态、规范形态、宣告形态相对应的实践形态,在国家刑罚权实现的整个链条中居于最后一链,具有集合和终结的意义。我国目前刑事执行观念上的偏狭以及以监狱法为基干法的刑事执行法律体系暴露出刑事执行实践的诸多问题。实行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是刑事执行社会化、文明化、法制化、科学化的必然选择。     

澳门刑事执行法律概述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刑事执行程序主要依据《澳门刑法》和《澳门刑事诉讼法》执行。澳门的刑事执行法律规定了主刑和附加刑的执行方式。也规定了保安处分刑的执行程序和方式,如收容保安处分的执行和禁止业务的保安处分执行,澳门刑事执行法律注重实体和程序的衔接。     

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法理、现状与路径

刑事执行的封闭性、单向性、惩罚性要求引入外部监督机制,从而实现刑罚应然效果,保障服刑人员人权。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对刑事执行环节的检察监督,实现有效的权力制约,这既是法律监督在刑事执行领域的具体展开,也是刑事诉讼权力制约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外行刑实践的普遍共识。当前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存在着普遍性和个别性两个层面的问题,普遍性问题包括监督的规范层级较低、执行主体多元、监督方式有限、监督领域广泛,而个别性问题则集中在刑罚交付执行、监禁刑、社区矫正、财产刑等环节或领域。对此,需要在推动统一刑事执行立法的同时,建立刑事执行信息互通机制,并就监禁刑、社区矫正、财产刑与刑罚执行变更等环节制定针对性监督方案,实现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体系化和现代化革新。     

《丹麦刑事执行法》对构建我国刑事执行法的启示

时代的发展对传统的刑罚执行模式提出了强劲的挑战,现代的监狱既是监禁囚犯的场所,也是矫治罪犯、促使犯人再社会化的机构。丹麦刑事执行法的先进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对我国目前的刑罚执行和刑事执行法体系的构建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关于建立刑事和解执行机制的探讨

为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近年来实务部门和学术界进行了刑事和解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但探索与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适用条件以及和解形式等方面,而对刑事和解执行机制的探讨则明显不够。针对我国执行机制存在的诸多弊端,为了确保刑事和解协议的顺利执行,既需要建立专门的非刑罚执行机制,以实现对加害人刑事责任的有效追究,同时也需要构建专门的赔偿协议执行机制,以避免执行难问题。     

试论刑事执行立法的改革及完善

一个国家完善的刑事法律体系应由实体性的刑法、程序性的刑事诉讼法和执行性的刑事执行法组成.在调整同犯罪作斗争的刑事法律活动中,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实体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求证方法和步骤,刑事执行法则规定将被追究的刑事责任付诸实施的内容.它们作为相互紧密配合又各自独立存在的刑事基本法律,是构成国家刑事法律体系的三大支柱[1].如果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具有各自系统完备的法典,那么刑事执行法也应有系统完备的法典.因此,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刑事执行立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刑事和解制度能否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

刑事和解是一种通过被害人与犯罪人协商后达成合意而消除纠纷的案件解决方式，但其不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在我国刑法规定下，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缺乏刑事和解适用的前提，其适用刑事和解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违背平等原则，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多为杀人案件，被害人家属代替被害人与犯罪人进行和解缺乏理论依据，国家公权力的本质和职责与不允许在死刑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政策刑法化及其实践初探——以社区矫正制度为视角

刑事政策刑法化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刑事政策刑罚化能满足刑事政策的合法性、稳定性需要,并能弥补刑法相对滞后的不足.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从局部试点到全面试行,实现了刑事政策刑法化的成功实践.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适用主体有遗漏,矫正主体不明确,法律监督缺位等问题,应通过明确适用对象、执行机关赋予检察机关监督主体地位和专门立法等方式解决.     

香港刑事执行工作概览

香港的刑事执行工作致力于促进罪犯复归社会,强调“以人为本”、“社区为本”的理念。惩教署是香港监狱工作的主管机关。社会福利署负责社区矫正项目的执行。善导会等民间组织在香港罪犯矫正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刑事执行立法浅议

刑事执行法是刑事法律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刑事法律体系的完备、现行行刑主体的多元化、《监狱法》的缺陷都呼唤制定一部统一的刑事执行法。五十多年的实践、理论和立法使刑事执行法的立法时机已成熟。刑事执行法的立法应符合刑事执行的规律     

刑事执行法的立法思考

刑事执行法是刑事法律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刑事法律体系的完备、现行行刑主体的多元化、 《监狱法》的缺陷都呼唤制定一部统一的刑事执行法。五十多年的实践、理论和立法使刑事执 行法的立法时机成熟。刑事执行法的立法应符合刑事执行的规律。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机制初探

面对市场经济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现行刑法根据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增加了大量犯罪形态为行政犯罪的新罪名 ,客观上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所针对的对象和范围存在交叉现象 ,应当既承担行政法责任又承担刑法责任。然而我国 ,阶段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执法体系 ,为使行政违法犯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必须建立健全起科学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工作机制。文章结合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实际要求 ,重点对建立健全相衔接工作机制亟待解决的难题提出了自己看法。在渐进分析过程中 ,认为当前缺乏具有司法属性的操作依据 ,是阻碍建立这种机制的重要因素 ,并针对性地提出将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依法纳入司法轨道的设想     

行刑中的罪犯文化心理研究

监狱是以刑罚执行为要素的彰显监狱文化力的文化磁场。罪犯在行刑的文化磁场里，在监狱文化力的作用下，产生出独特的文化心理。文化心理是罪犯在改造与行刑过程中对监狱以文化为矫正力的意识作用与认知过程的心理反映。罪犯的文化心理通常由文化认同心理、文化需求心理和文化冲突心理组成，具有渐进性、差异性、变更性、递进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开展对罪犯的文化心理研究，有利于科学认识罪犯的改造特性，把握罪犯的行刑轨迹，提升监狱对罪犯的矫治功能和矫正功效。     

刑事强制处分权的功能及影响因素

刑事强制处分权的功能主要取决于其构造,还要受到传统文化、国民性、法律实施官员的素质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刑事强制处分权的功能,既可以从其具体功能进行分析,也可以从总体上对其合力形成的功能进行考查;既可以从域外先进法治进行考察,又可以从我国刑事强制处分权功能的存在现状进行剖析;既可以研究其法律意义上的法定功能,还可以研究其现实意义上的实定功能。     

完善刑事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探析

随着依法治国和司法体制改革进程的深入发展，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基于社会形势与刑事政策的变革，司法实践中积累的新经验、国际刑事司法交流协作发展的新趋势等，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也提出了新挑战。尤其是“执行”程序的立法空白、不足、冲突等体制性“硬伤”，从立法层面上造成诉讼实践中执行程序与其他诉讼程序的不对称，彰显法律支撑不足，以致司法层面出现“重审判、轻执行”，“重惩罚、轻改造”等不良现象。因此，亟待通过立法修订，进一步完善有关执行程序的法律规范，提高诉讼效益，实现诉讼目的。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片论

厘清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对于法治理念的构建、政治权力的正确划分和运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认为刑法与刑事政策在哲学基础、政治因素、内在属性等三个大的方面存在着七个方面的不同,并认为在法治国家刑法是自由的基石和保障,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范围内发挥补充作用。     

刑事裁判执行程序之重构——以检察官指挥执行为目标

随着我国刑事制裁体系变革以及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推进，我国刑事裁判制度从整体视角来看呈现出轻缓化、多元化和体系化的趋势，对刑事裁判执行程序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我国现有刑事裁判执行体制主要从实体刑罚的角度来分配执行权，导致形成执行主体多元、执行方式分散的格局，“执行难”和“执行乱”成为刑事裁判执行领域的两大难题。为了健全完善刑事执行制度，应当在观念上实现从“刑罚执行”到“刑事裁判执行”的跨越；重构刑事裁判执行程序，应当重视交付执行、执行实施以及执行监督的程序衔接，确保刑事裁判执行机制在执行权、执行程序以及执行主体三个层面的合理规制，并建立以检察机关指挥执行为核心的刑事裁判执行程序基本格局。我国检察机关统一行使执行权可以法治国家理论和法律监督理论作为本土依据。完善立法体例和调整职权配置是改革和重构我国刑事裁判执行程序的基本路径，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的部分执行职能剥离出来，构建检察机关指挥执行机制；未来需要在修改和整合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刑事裁判执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