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禁止令适用的困境与对策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规定了我国的刑法禁止令制度。该项制度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推动了刑罚个别化和行刑社会化的发展,有利于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但是,当前该项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难题:适用标准不明确,具体措施难以落实到位,执行缺乏有效的监督等等。这些困难严重制约了刑法禁止令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相当重要。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等等,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应对之策。     

论社区矫正制度与我国刑法的进一步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在法律上正式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但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社区矫正制度的规定仍存在诸多缺憾。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发展与推进,作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我国刑法加以进一步完善已成为必然的选择。对于《刑法修正案（八）》中确立的社区矫正制度有必要从立法上作进一步的完善：一是应当在刑法中明确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为司法行政机关;二是应当在刑法中明确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为目前试行中的＂五种人＂,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三是应当在刑法中确立社区矫正前的社会调查制度,明确调查评估主体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及在刑事司法中的作用。     

社区矫正的司法适用探究——以社区矫正对象为视角

社区矫正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是刑罚轻缓化和刑罚人道主义的现代刑罚理念的具体体现.刑法修正案(八)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社区矫正对象范围予以了规定,适用社区矫正制度就应当依据法律规定,不能任意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对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要坚持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注重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对老年社区矫正人员,应当以进行法制教育为主要内容,谨慎考虑开展公益劳动.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流动人口罪犯应纳入其居住地的社区接受社区矫正,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有利于提高他们接受教育与改造的积极性及主动性.     

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去“身份化”探析

平等适用刑法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但司法实践中公务员成为犯罪主体时,往往因为其特殊身份而受到"优待",尤其是在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上。由于《刑法》第三十七条定位不明确、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模糊以及公务员的身份特殊,免予刑事处罚成为部分公务员犯罪后逃避刑事制裁的手段。因此,需要通过明确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条件、建立免刑监督机制等途径正确适用免予刑事处罚,才能更加符合刑罚发展轻刑化的趋势。     

社区矫正地方立法中的几项重点问题——基于《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条例》的立法实践

我国首部社区矫正地方法规《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条例》立法过程中，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考量，对于审视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创新取向具有重要意义。共同原则、矫正小组职责、评估机制、法律监督与被害人救助等问题，直接关系着社区矫正工作方式的科学性和公平性。作为地方性立法，应当坚持与刑法、刑诉法的刑事法治精神保持一致，并充分体现地方社区矫正工作需求。     

我国刑法中“社区矫正机构”规定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社区矫正机构的规定较为笼统,同时存在着《刑法修正案(八)》中社区矫正机构表述指向不明的情况,导致了实践中司法行政机关缺乏明文授予的执法权等一系列问题。通过修改刑法明确社区矫正机构具有必要性。在立法选择上,应当明确在司法行政机关中的社区矫正执法主体,并且该主体不适合由司法所承担,而应在司法行政系统内建立一个专门的"社区刑罚执行机关",与监狱机关相对应,并将其明确写入刑法。这样的规定有利于构建垂直管理的社区刑罚执行机关,强化社区刑罚执行机关的严肃性、权威性和规范性。     

试论我国引入社区服务刑的现实意义

社区服务刑在我国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方式,可以避免传统监禁刑和罚金刑的一些弊端,可以达到犯罪人和社区的双赢效果,体现了轻缓化、非刑罚化的刑罚改革趋势,是完善我国刑罚结构的需要,也是适用我国刑事司法和社区矫正工作的现实要求,在我国刑法中引入社区服务刑这一刑罚方式很具有现实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行问题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一种基本的、应然的和系统的刑事政策,应由纸面上的法转变为行动中的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密切关系：刑罚结构的改变和刑罚的轻缓化是我国刑罚制度的发展方向;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注意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和修复性司法等等措施或制度的运用,并建立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运行中应注意相关具体的适用性问题。     

催生与谨慎：社区矫正路径探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论与实践研究之四

尊崇罪刑法定的刚性原则与刑法防卫社会的积极功能,彰显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手段性,此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意蕴。社区矫正秉承现代刑罚理念,既是契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旨,又是践行该政策的佳径。积极催生合理制度、谨慎配置行刑资源、理性探寻社区矫正路径是当下刑罚执行制度改革及社会稳定发展之急需。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权研究

赋予检察机关社区矫正监督权,对社区矫正开展执行监督是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监所检察工作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体现。检察机关应针对当前社区矫正监督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通过建议完善相关立法,完善配套工作机制等方式加大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力度。     

社会治理创新视阈下的社区矫正检视

2013年11月12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区矫正自2003年开始试点到《刑法修正案（八）》写入刑法以来,适应了行刑社会化、刑罚轻缓化的国际立法潮流,优化了司法实践中的刑罚执行结构,促使刑罚资源有效利用.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刑事惩罚的刑罚目的、社区的含义,我国的社区建设情况以及如何进行合理地危险治理值得我们思量.     

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以未成年人特殊刑事政策为中心

刑事政策对整个刑事法律活动起着指导和调节作用，在刑事政策视野下进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有其现实的重要意义和理论基础．鉴于未成年人较之于成年人的特殊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应该结合未成年人特殊刑事政策予以深入研究。具体而言，一方面应该从宏观上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体系性架构，包括从理论上厘清未成年人的特殊刑事政策、设立单一的未成年人社区制度、扩大矫正范围；另一方面在微观上要切实解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的具体问题．包括创设多样性的矫正项目、改变矫正主体现有的双层次模式、克服资源性欠缺问题等现实内容。     

刑法、刑事政策与社区矫正

刑法并非刑事政策的下位概念。就刑法而言,刑事政策仅仅是对它实践形态的某种体认;对刑事政策的过度强调,容易以行政指令式的普遍判断、统一判断,取代法官的个案判断、独立判断,从而不当削弱法律权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乃是罪责原则与宽容精神的结合,实质上是国家权力惩罚技术的改进,本文对我国在这一刑事政策下出现的社区矫正将要发挥的作用持肯定态度。     

重刑化刑事政策之商榷

以刑事一体化为视角对2005年12月至2011年5月间司法解释进行分析，发现重刑化的实体法与微罪处分的程序法共同构成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刑事政策重刑化使我国刑罚体系水涨船高；在此情境下，程序设计的严谨不过是出于对严罚的合理化，而社区矫正等微罪转介措施则促使更广泛入罪化。其解决方法是：重新提倡刑法谦抑；对首重严刑的民意进行理性审视；以及推行恢复性司法，通过沟通实施控制。     

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及面临的问题

刑法修正案（八）已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社区矫正被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这无疑促进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但是,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当前还存在着社会公众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认识存在偏差、非监禁刑适用比例偏低、社区矫正工作主体亟待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机制还不能做到规范运行等问题和制约因素,严重影响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     

检察机关监督社区矫正的实践、问题和对策——以N市检察机关社区矫正监督工作为样本

从2003年试行社区矫正工作以来,N市检察机关结合江苏省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平台,采取书面审查、实地调查以及电子核查的方法对全市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了有效的监督。监督实践发现社区矫正工作存在工作队伍薄弱、拟适用社区矫正调查评估问题多、交付执行乱、矫正和教育管理虚化、收监执行标准模糊等问题。而检察监督也面临缺少操作规范、监督信息获取难、监督缺乏刚性、监督协作机制不全和监督队伍不适应监督工作需要等难题。可以从制定社区矫正法、配套出台社区矫正检察工作办法、建立全国社区矫正信息平台、构建社区矫正一体化监督机制和强化社区矫正检察队伍等几个方面着力完善社区矫正及其监督。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新动向——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作了相应修订,正式在立法层面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明确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不成立累犯,扩大了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这些修订进一步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加注重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切实体现了刑罚社会化的要求,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使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进一步走向完善,反映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最新动向。     

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法律确认——对刑法修正案(八)相关规定的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执法主体的规定不明确为刑罚的实施造成歧义.司法行政部门担任社区矫正执行主体资格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合理性.从社区矫正工作主体的现状考察和对司法部门、公安部门两个主体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反思结论表明,法律确认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执行主体资格,是非常必要的.     

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法理、现状与路径

刑事执行的封闭性、单向性、惩罚性要求引入外部监督机制,从而实现刑罚应然效果,保障服刑人员人权。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对刑事执行环节的检察监督,实现有效的权力制约,这既是法律监督在刑事执行领域的具体展开,也是刑事诉讼权力制约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外行刑实践的普遍共识。当前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存在着普遍性和个别性两个层面的问题,普遍性问题包括监督的规范层级较低、执行主体多元、监督方式有限、监督领域广泛,而个别性问题则集中在刑罚交付执行、监禁刑、社区矫正、财产刑等环节或领域。对此,需要在推动统一刑事执行立法的同时,建立刑事执行信息互通机制,并就监禁刑、社区矫正、财产刑与刑罚执行变更等环节制定针对性监督方案,实现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体系化和现代化革新。     

西方国家"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的实践考察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现代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主导趋势,并且正在成为一种席卷世界的刑法改革潮流.虽然主观主义刑法在犯罪论领域的影响日渐式微,但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在犯罪成立方面仍有一定的表现,期待可能性成为构成要件、严格责任罪的确立、亲亲相隐行为免责化、被迫行为免责化等就是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在犯罪成立方面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