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史研究思路新探

中国法律史学科近年来面临着重大危机,但已有的种种对策并不足以改变现状。中国法律史研究可在方法和目的两方面作出适当转变,即中国法律史学者在不否认考证、广泛收集史料为研究基础的前提下,以"通过法律史,超越法律史"的姿态,发挥自身在法学学术及基于本土立场的比较优势,以适当引入现代中国法律问题为导向,在法学问题意识下选择优先研究的法律史专题,结合社会调查,探讨古今法律的联系,寻找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制度理性和法律智慧,化制度得失为历史启示,使中国法律史学成为推动其他法学学科发展及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学科。这种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新思路将更有助于提升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地位。     

中国法史学基础问题反思

中国现代法律史学是在传统法律史学和外来法律史学的双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确认识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性质,对完善这门学科的独立品格,促进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现代法学理论,特别是运用部门法理论去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史材料,是中国现代法史学研究方法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标志。但不应简单地用部门法理论、现代法理学的一般概念去比附评论中国传统法史材料,使中国法史学研究带上过分浓厚的现代色彩。应重视法史学研究的学术批评问题,提倡既非庸俗吹捧也非恶意贬低的高水平的独立评论。     

关于古代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与材料问题

采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结合的方法对出土文献中的法律史料进行系统的清理与探索，封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表现在：一是有助于把握中国古代法律史的整体风貌；二是有助于改写中国古代法律史；三是可以为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学术研究的成败取决于方法是否先进，先进的方法产生的学术功效是巨大的，王国维在历史研究领域、瞿同祖在法律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便是明证。     

中国法律史学史——一个学科史问题的透视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法律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历史,从史学史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中国法律史学史的学术构想,认为悠久而独具特色的中华法制文明决定了法律史学在近代中国法学学科发展史中所起到的“母学科”的作用,并进而提出对学科本身的史学回顾,旨在促使中国法律史学在研究主体、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学科创新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     

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范式能如此“重建”吗?——评倪正茂先生《中国古代法律功能的再审思》

倪正茂先生的《中国古代法律功能的再审思》一文 ,虽倡言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式的重建 ,但却对史学近年来的理论创新成果缺乏应有的敏感。其所提出的“法的历史是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的命题 ,不仅混淆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且将“当下存在的人”和“当下人的自由”排除在外。它既不可能真正求证于人类法律发展史 ,也不可能为中国法律演变史所证明。倪文所表现出的种种问题和情绪 ,不能不让人怀疑如此的“重建”会不会是一场简单的“毁灭”。中国法律史学理论模式的创新和研究范式的转换是否应该在“不破不立”的两极思维的指导下进行 ,是否应该以以往的学术成果和学科积淀为基本平台。     

2001年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01年8月,"中国法律史学会2001年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厦门大学召开.本次会议主要议题是探讨新世纪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并对未来法律史研究进行展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法律史学者就法律史研究的方法、目前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讨论,会议受到论文几十篇,并对上一届学会的论文评选活动进行了颁奖表彰.     

2004年中国法律史学学术研究回顾

2004年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和学术活动非常活跃,许多院校和主要学术刊物都组织了专题研究,刊发了专题文章.这一年度的法律史研究主题鲜明,特色突出,全面深入,既有史料整理,又有历史分析和学科发展的前瞻性研究.     

2004年法律史学新进展

2004年国内法律史学的新进展,一是法律史学的机构设置与开展重要的学术活动;二是最新法律史料、教材、论著、译著的出版与简介;三是法律史学的热点问题研究与理论深化。从中可见法律史学在回应社会与学术挑战方面的活力与价值,也可见法律史学人的努力与贡献。     

中国法制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和期望

本文详述了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历史传统，特别是介绍了建国以后中国法制史学曲折的发展历程，以及有关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古代法律体系等问题土的见解。同时强调法制史研究需要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注意历史土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法文化，科学地提供历史借鉴；注意理论与史料的统一，等等。     

从话本《错斩崔宁》看中国古代司法

宋人话本《错斩崔宁》乃中国古代著名的“公案”小说 ,流传颇为广泛。本文把它放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与社会结构里予以考察。首先 ,介绍了这个“公案”故事的梗概 ;分析了这起“冤案”产生的四个原因。它的意义有二 :其一 ,试图拓展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史料范围 ,以期丰富人们研究中国法律史的材料 ;其二 ,试图运用法律—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解读中国法律史 ,以期丰富人们思考中国古代司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