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习惯与司法关系研究

民俗习惯作为民间社会规范，将运用于司法之中，可以弥补法律规则的不足。而在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中，民俗习惯尽管在理论上往往受到轻视，但在实际司法运作中，民俗习惯的作用却真实存在。如果不能解决好民俗习惯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不仅法律的稳定性，权威性受到质疑，还可能会让民众从内心开始抵制法律。因此，要处理好民俗习惯与司法的关系，才能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     

习惯的价值及其在中国司法中面临的问题

编辑提示:和谐社会对司法的要求,是司法活动整合各种资源的价值基础。当人们把目光更多投向调解这一中华民族特有的司法经验和司法知识传统时,民俗习惯的司法运用也就开始越来越多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学术界对于民间法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司法实践者也不再满足于在审判过程中对于民俗习惯遮遮掩掩的适用或以坚守法律规则为大旗否定其价值。本期特别策划围绕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价值和可能性以及难点问题作出实证基础上的分析,同时力图将视野拓展至更高的理论层次,约请专家精辟分析了习惯的价值和在中国司法中面临的问题,并结合公序良俗这一司法原则分析了其对民俗习惯的衡量价值和标准所在。该策划对问题的揭示或许并不系统或完整,但确是进入这一新领域的开山之探测,希望引发读者的思考。     

直面民俗习惯的司法之难

民俗习惯在司法审判中具有诸多的可运用价值,民俗习惯也的确以一种坚韧的姿态贯穿于司法过程之中。人们不仅依循着民俗习惯安享着自然秩序的和谐,化解与平息纷争,而且在涉诉活动中也时常以此     

实践中的民俗习惯研究——以司法视野中民俗习惯的具体形态为视角

民俗习惯是一个民族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司法中可以有效加以利用的本土资源,是社情民意的产物。它反映了社会成员安排生活、调适关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民俗习惯的产生、发展、变迁也要受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当今中国,民俗习惯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在司法实践领域,以积极、务实、审慎的态度研究、运用民俗习惯,可以理解和回应当代中国群众的情感需求、可以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状况和社会需要进行正确的认识,使审判工作更好地服务于人民需要,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     

论交易习惯及其法律适用

目前我国法官能运用交易习惯的立法依据较为局限,学术界对界定交易习惯的意见也不统一,致使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交易习惯缺少理论指导。鉴于此,有必要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来完善交易习惯的司法适用,立法上主要是对交易习惯进行界定,明确规定交易习惯的适用范围,确定交易习惯的适用规则。司法上主要是在商事审判活动多加运用交易习惯来作为判案依据,同时加强对审判后监督。     

民事习惯司法运用之意义探究

将民事习惯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去,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作为法律渊源来执行,可以充分发挥民事习惯在司法体系中的补充法律规范,弥补法律漏洞等效能.文章积极从民事习惯司法运用的角度开展探析,首先对于民事习惯运用与司法的原因进行了探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归纳了民事习惯司法运用的意义.     

找寻社会秩序的本土资源

不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尽管立法数量在激增，执法力度在加大，人们却仍感到社会秩序。本文试从社会秩序的构建角度出发，思考民俗习惯对社会秩序构建的作用以及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运用民俗习惯的空间。     

审判中运用民俗习惯的价值

民俗习惯是特定地域社会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自发形成、共同遵守、长期沿袭并用于调整和规范特定生产生活关系的行为规则和文化载体，为特定地域社会民众内心所确信，凝结着他们的普遍价值判断准则。善良的民俗习惯，在国家、民族凝聚力乃至优良民族文化的形成及其对民众的思想道德修养和行为指引等方面，均起着其他行为规则和文化载体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更是有着无法替代的应用价值。     

民事审判中运用民俗习惯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具体国情决定了将风俗习惯引入民事审判有其历史必然性。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和陈旧观念的影响，法院运用民俗习惯的探索并没有取得理想效果。当前，如何将善良的民俗习惯有条件地引入民事审判领域，舍理运用善良风俗，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是理论和实务界面临的重要问题。     

论《民法总则》中习惯的司法适用

《民法总则》第10条承认了习惯的法源地位,这里的“习惯”应定位为习惯法,而非事实上习惯.习惯法有其具体的适用条件,即法律规定存在真正漏洞、待调整事项存在习惯法规则、习惯法规则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和制定法.习惯司法适用的逻辑终点是法院在个案中确认习惯法规则,经个案积累形成习惯法,最终还可能引发习惯立法.习惯立法意味着习惯法法源地位的消失.《民法总则》生效后,我国应沿着事实上习惯——个案中的习惯法规则——习惯法——习惯立法的进路,通过习惯的司法适用发现习惯法.     

羌族民约的习惯法特征

民约规范是羌族习惯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羌民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首先,羌族民约具有浓郁的民族独特性;其次,相对国家制定法而言具有依赖补充性,它调整着一些国家法没有调整的社会关系,同时,还在国家法虽有触及却难以深入的社会层面裨助国家法得以具体落实;最后,由于民约多为当地的老规矩、“土办法”,易为民众所遵循,具有可执行性。基于此,研究羌族民约,对今天民族地区的立法和执法实践都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宪法是关于主权的真实规则

语言要有意义 ,就必须或直接或间接地指示物理客体。思想和言说之谬误的根源在于 :混淆实名词 (即主项之名 ,包括物理名词和抽象名词 )和物理世界之关系 ,冒称前者是后者。本着此种语言观 ,宪法学者的首要职责就是解释主权的真相。此种身份定位决定了宪法的概念 :它是关于主权之构成和运作的真规则 ,包括道德无涉的宪法法律和惯例。在成文宪法作用仍待提升的国家 ,要解释主权的真规则 ,培育符合宪政的宪法 ,尤其要倚重宪法惯例。     

法律解释视角下的“电脑量刑”

电脑量刑之类的思想很早就有了,限制法官的法律解释活动和视司法为机械的操作活动的思想曾经在西方历史上很盛行,但这种思想最终被证明违反了法律解释原理。根据法律解释原理,司法活动是法官对法律的理解、解释和应用过程,电脑量刑是对这一原理的违背。电脑量刑在我国出现具有其特定的原因,推行下去会对司法活动产生不良的影响。除去对电脑等现代科技的迷信,我们可以利用它们为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的法律解释服务。     

对军事司法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

以新军事变革理念为指南,对军事司法若干理论问题作了探讨:(1)确定军事司法的概念是研究军事司法理论的重要基础;(2)军事司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3)军事司法权是国家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寓于军事统帅权;(4)从军事司法权得以存在和对社会所产生的作用来认识其构成要素和功能;(5)军事司法的特有原则是国家司法活动基本原则下位的具体原则,是指导军事司法这一特殊领域的活动准则;(6)军事司法的基本理念是决定军事司法改革基本目标的价值准则。     

Flexibility provisions in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treat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governmental treaties provide the rules of the game.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 the rules under which the contents of treaties may be changed, such as rules for adoption and entry into force and rules for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we describe how frequently these rules are used in practice and how they are typically combined, based on 400 treaties and supplementary agreements from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Using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we show that treaty provisions can be represented by a two-dimensional property space. The detected underlying dimensions express varying degrees of institutionalisation and flexibility, respectively.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we place amendment rules into the framework of a formal model in the incomplete contracts tradition. It is shown that there exists a trade-off between the risk of too little flexibility, which leads to frequent inefficient breach of the treaty, and the danger that the binding nature of the treaty and hence, the level of commitment by treaty members, is being undermined if the treaty can be amended too easily.     

再疑“宪法司法化”——由“齐玉苓案件”引发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齐玉苓案件”的分析对一些学者在讨论该案时所采取的“宪法司法化”的思路提出质疑,首先,宪法司法化指称的对象并不准确,宪法条文中可以“司法化”的仅仅局限在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其次,宪法司法化是一个生造的概念,它既包含了违宪审查的味道,还有宪法诉愿的痕迹。从“齐玉苓案件”的本身性质来看,其中所涉及的真正问题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是否可以对私人间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提供救济,以及如何提供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在“齐玉苓案件”中所采用的直接适用宪法条文的办法是不足取的,德国学者提出的基本权利间接适用的学说值得我们借鉴。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问题研究(1)(山西大学2004届法律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本文以《医疗事故条例》与民事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冲突为切入点,首先从医疗事故的构成要件着手分析,将医疗事故界定为“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错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拓宽了医疗事故的范围,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强调医疗机构的谨慎注意义务,缩小了医疗事故的免责事由。其次,经过分析认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是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在实践中应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区别对待,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同时指出了赔偿范围与标准以及医疗事故鉴定的不足,批驳了“不属于医疗事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错误观点,论证了惩罚性赔偿原则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中适用的可行性,提出了医疗事故网上鉴定的设想。最后为了强化对患者的司法救济,分散医疗机构的风险,消化医疗机构的损失,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冲突,构筑完整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体系,对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范围、除外责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提出医事法律应借鉴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对医疗责任保险做出强制投保规定的设想。     

《鹿特丹规则》之控制权的中国司法实践和立法反思

《鹿特丹规则》中最为创新也最有争议的法律概念是控制方的权利,即货物的控制权。这个存在于非海运的运输公约以及某些国内法中的权利概念,给海上货物运输规则带来新的挑战。该概念没有实现新规则的现代化和和谐化目标,在司法实践中也备受争议,并由此引发对《鹿特丹规则》中控制权立法的反思。在立法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美国《统一商法典》中的控制权概念,可以成为值得借鉴的立法模式。     

增信措施担保化的反思与重构——基于我国司法裁判的实证研究

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差额补足、流动性支持等增信措施有保证合同说、无名合同说、债务加入说和对赌协议说四种学说构造。从《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36条的上下文看,该条文的内容有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将增信措施解释为保证合同。但增信措施的运用领域复杂多样,应根据其交易结构、交易习惯和行为目的进行意思表示解释。在结构化金融和信托管理计划中使用增信措施,并不存在被担保的主债权,不需要按照保证合同解释。资产管理业务中的增信措施起到合法的保底作用,也不宜解释为保证合同。即使在一般的金融交易领域,增信措施有避免担保被计入企业财务报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保证合同各项限制性规则等意义,于此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将增信措施解释为独立的无名合同。如果增信措施的保证意思表示明显,则当然要适用保证的规则。如果增信措施被解释为无名合同而非保证,也可以考虑类推适用保证合同的规则,包括保证合同主体资格的限制、保证合同的书面形式、公司对外担保的决议,以及保证中的债权转让或债务人变更的后果等规则。但是,关于保证的从属性、保证责任范围、一般保证推定、保证期间、保证人援引主债务人抗辩事由等规则,不宜类推适用。     

司法的修辞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张——以案例分析为切入点

从“中国听证革命第一案”乔占祥个案说起，考查法院怎样通过修辞技术，将看似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的诉讼请求纳入司法的权力范围，从而在事实上实现了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展；另据两起著名的高等教育行诉个案来加以说明，司法权在行政诉讼领域中的实质性扩张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必然受到现实条件的种种制约，因而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的困扰，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出路是要诉诸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