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台声》的交往

记得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厅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台湾同胞代表在这里欢聚一堂，庆祝“台胞之家”———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２０周年。在这里，我见到了居住在上海、山东、广东等地的台胞，大家甭提有多高兴，你问我答，十分亲切。因为我们短则一两年没见面，长则十几年没联络。但令我吃惊的是，这些久没联络的台胞朋友，却能说出我近些年来的工作情况，比如，到甘肃采访了“正林”瓜子的董事长、采访了一位开健美中心的台商女老板、还赴台湾驻点，采访了“经营之神”王永庆……我一边听着，一边奇怪地问：“你们…     

此情润物细无声

这是一篇没有得到“许可”的报道，市人大代表、璧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薛方梅近年来帮扶了多个“穷亲戚”，用她点点滴滴的给予，让山村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和希望。记者对此事想仔细采访，却被薛主任婉言谢绝了：“不要宣传我个人，我做的这些事都很普通。”     

浪漫公害

我不是一个爱买花的人,喜欢百合的女友从来没有收到过我送的一支百合.包括她来北京的那个晚上,我突发奇想的要送她百合,在西站找了很久的花店,最后却找到一家花圈店.     

生命中的月光……

人们常说某某“忘本”，也许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因为父亲早年离家参加革命，我也就成了一个对家乡最没有概念的人。事实亦如此。我是壮家人，却不会说半句壮话；直到２０岁，我才第一次回了趟老家，而且才待了三天。老家没什么亲人了，所以我从此没再特意回去过，工作以后的采访，也没让我有重返家乡的机会。我想自己定是一个与家乡无缘的人了，这样的人这世上也许不多。清楚地记得，在我还没回过一次老家时，我有多么的向往。家乡是养大父亲的地方，可母亲与父亲结婚多年，直到她因病去世，竟也没能去一回。这不得不让我联想到父亲骨子里深…     

债务人能申请企业破产吗

编辑同志：3个月前，我将自己的一套房屋赠与我的外甥女，还签了赠与合同，但并未将房屋交付给她，也没有去房地产管理局办理过户手续。因为我们当时认为这属于亲戚之间的事情，这个合同就没有去公证处公证。现在，她对我的家人的一些行为让我感到非常失望。我很后悔把房屋赠与她。请问，我还能收回这一套房屋吗？     

有一种情感叫牵挂

第一次采访刘国奎是个秋日的下午,彼此聊得开心,我就称他为刘哥。采访结束已近午夜,他执意亲自送我回家,分手时对我说:“兄弟,无论多晚,你得回家,别让弟妹在家牵挂。”我感激他的坦诚,但没太往心里去,干我这一行,一年四季到处采访,夜半回家或几天不归已是寻常事了。刘哥出身军旅,２０年前和刘嫂结婚时,他还是一身戎装的空军军官。当时,夫妻分居,没有房子,刘嫂向单位借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平房,她一个人劈柴烧火,照顾老幼,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七年。后来刘哥转业到公安部门,结束了牛郎织女生活,居住条件也改善了很多。警服穿到第八年,刘哥被派到…     

一位国际友人的孤单背影

题记：两年前的圣诞节，笔者采访了在广西融水大苗山支教10年的法国友人方芳。她不幸离去了，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遗憾与眷恋。今年的圣诞节，我约访同样在壮乡农村支教10多年的德国友人卢安克，得到的回复是：他已离开中国。     

“凌弱”现象的经济场论分析

宁夏的那个案例中，王副市长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关键就是，她没有一点自救能力，这是一个客观理由。”这的确是一个客观理由，但同时王副市长可能心里在反问：为什么要我去救？为什么要我派随从人员去救？还有人可能会说：王副市长可能认为他的命比较主贵，或者随从人员的命也比较主贵。也可能有人会说：王副市长一行可能都不会游泳，让人家下水去救人等于让人家送命，这种交换不等价。     

姐，你辛苦了

生活已然令她变得粗糙“弟，妈病了，正抢救呢，你快回来吧。”这些年，每次看到姐给我打来的电话，我都不由得心惊肉跳，原因是本已次数少得可怜的电话，从来都没有给我带来过好消息：不是她离婚了，就是我的外甥女儿菲儿上某某学校需要多少钱，再不就是爸妈出了状况。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从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这个做弟弟的，就一直是她的主心骨，当然，也成了她求援的惟一对象。可能也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吧，我开始直呼她的名字，而不再像小时候那样，跟在她的身后，一声一声地叫着姐姐。这样称呼她，第一是想证明自己长大了，第二也是在不自觉间，显示着一种权威。毕业后，我找到了一份合资企业的工作，薪酬相对丰厚，到她结婚时，为了不再让父母操心，是我给她承担了很大的一笔嫁妆费用；而她离婚后的房子，也是我眉头都不皱一下，为她付的首付。她的落魄前夫再婚后，对她和菲儿愈发吝啬，于是我让菲儿改随母姓，然后全部生活用度都由我来出。我在北京，她在大连，每年只在几个法定假日回家探望父母时，我们才能见面，每次相见，她几乎都在忙，不是忙着做饭，就是忙着出去买菜，或者忙着陪菲儿去补课。我曾尝试着让她坐下来，我们一家四I：1儿聊聊天，可是时光流转，我们再也不是那双窝在被窝里，可以讲一个通宵的黄口小儿了。我曾努力用曾经的记忆来修补我们之间的疏离，然而那些深深刻在我心里的温情时刻，当我说给她时，她却都不记得了，还总是反问我：“有这事吗？”她永远不会知道，每每她如此反问一句，我的心里就会多凉一分。     

丧葬消费何其阔 封建陋习几时休

人有生死，这是自然规律。但千百年来的封建社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如此的一种观念，一生一死是人生的一头一尾，都要风光一番。因此，厚葬之风也随之延续了几千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宣传教育，使人们的观念有了改变，丧事从简渐成风气。可是不知为什么，最近几年丧事办得越来越大，渐渐形成了一股浊流。花圈店生意空前兴隆吉林省长春市，1985年仅有花圈店10家，到1989年就发展到110家；1992年增至143家；目前仍有继续膨胀之势。距离长春市殡葬管理处和民政专用接尸车队较近的长春市西四道街，就有17家花圈，被广大群众又称为…     

换人可以 退钱不行 “红娘”原是人贩子

大勇是湖北省保康县两峪乡人,36岁了还没结婚,这让他的家人十分着急。2012年11月上旬的一天,大勇的亲戚来到两峪街小卖部购物。闲聊中老板娘余某称,今年年初,她为表侄儿介绍了对象,如今已育子。亲戚将这一情况告诉大勇后,大勇和弟弟大海找到余某,希望余某能再当一次红娘。"我是江西人,给你介绍我娘家的姑     

半岁识“君”面 二十入“君”门──地震孤儿党育新说民政

大地晃，高山摇，尘烟滚。房屋倒。20年前的夏季，唐山市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地震。地震使这座百年城市化为废墟，也使数千孩子成为孤儿。党有新就是这些孤儿中的一个。今日的党育新已成为唐山康复医疗中心的一名职工，不久前，我采访了她，对她说说自己眼中的民政。“我说不清什么是‘民政’，可是我与民政的不解之缘从半岁就开始了。”党有新身材娇小，容貌清秀，手持一本（唐山孤儿今日），神态比一般20岁的姑娘多出几分成熟沉寂。“我是从石家庄有红学校的老师阿娘们身上认识‘民政’的。震灾降临时，我才6个月。解放军叔叔把我从瓦…     

踏遍青山人未老─—记武夷山市仙店果林场场长严仲胡

踏遍青山人未老─—记武夷山市仙店果林场场长严仲胡李仁质初春时节，我前去采访著名农民企业家、武夷山市仙店果林场场长严仲胡先生。汽车在青山绿水间奔驰……几个小时后，车在一栋三层小楼前停住，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健壮朴实的中年男子，当我弄清这就是严仲胡之后，...     

丝丝柔情润民心

第一眼看到张书云,谁也不会想到,这位衣着朴素的农村妇女是拥有过百万资产的西峡县阳城镇人大代表、长献果业有限公司经理。见到张书云时,她正在给同村的村民李香平讲解猕猴桃摘心、疏果技术。当听说笔者要采访她,张书云呵呵一笑:"别采访了,我也没做什么呀。""你可得把我们的张技术员好好宣传宣传。"李香平急忙接过话茬     

给人带来美也使自己生活幸福

张学英，女，４２岁，北京东郊大奇理发城经理，黑龙江省鸡西市人。 我老家大企业倒闭的多，下岗人也多，加上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曾经红火了一阵子的边贸也半死不拉活的。市民收入都不多，日常生活自然也很紧巴，实在没办法，我只好到北京闯荡，寻找挣钱的机会。 刚到北京时比较难，先租了房安身，贩菜，卖服装，经营小百货，什么生意都做，几年下来，也有了些积蓄。后来，我看到搞美容美发，生意红火，投资也小，就让家乡来的一个亲戚学了美容美发，又聘了两个人，在朝阳区酒仙桥地区租了一间１０平方米左右的小门脸，干起了美容美发行业…     

我有了用武之地

刚过不惑之年的我，迈进统战部的门槛时，面对人少、没车、没钱，做过多年副乡长、副书记、副局长的我一种失落感悄然而升。老部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就鼓励我说：“统战部是个大舞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只要你肯干，就会有用武之地。”她还语重心长地说：“有为才有位啊!”这句话始终铭记在我的心里。     

把人民当父母 视奉献为天职

我是一个农民家庭的后代，1979年12月，我参加招工进入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殡仪馆从事收殓工作。18年来，我一心一意地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学习、生活，在平凡、艰苦而又为许多人所不理解的劳动中，为人民、为社会奉献着自己的满腔热情，实践着自己在党旗下立下的誓言。武鸣县殡仪馆于1979年底面向社会招工。当时我23岁，当我报名参加招工时，很多人劝我说：“干什么都行，为什么偏要去干这一行？”父母更是极力反对。他们说：“自古以来就没见过一个大姑娘抬死佬，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那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亲戚们也纷纷来劝阻，说我…     

从一个小店到广西著名的民营医药连锁店——陈爱民：诚信不能打折

1991年，一间名为和平药店的民营药店在南宁和平商场开张时，谁都想不到10多年后，这间不起眼的药店发展成为广西著名的民营医药连锁经营店。南宁和平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爱民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断重复着这样一句话：“在市场经济大潮里，什么商品打折都可以理解，但经营者的诚信质量不能打折。”基于她的这种经营理念，才使“和平药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路凯歌。     

法理与情理

2003年元月15日晚7点,笔者与朋友到一家饭店就餐,所驾“桑塔纳2000”被此店保安员十分主动热情地引到店对面十米处的停车场就位。见有两位保安员在店前停车场值勤,笔者一行才放心地入店就餐。万没料到:晚9点,用餐后出来时,车子已不翼而飞。保安承认:引过此车,也确停到本店停车场。但后来与店方负责人交涉时,老板先是不承认笔者一行到此用餐,待出示用餐票据后,则推诿:只证明你们来用餐,不承认你们开车来以及停到我店停车场,因而根本不负任何责任。以后,更对失车者的来访与电话,一概拒绝、回避,傲然之极。笔者在法理与情理之间,便开始了艰难而困窘的寻觅之途。从法理上讲——     

边防司令和他的女儿

边防司令罗定来今年50岁出头了,可他的女儿才5岁出头。初次见到这对父女的人,心里可能都会有点儿犯嘀咕:他们怎么会……莫非……难道……我就如此。但罗司令一脸坦荡的笑容对我说,这是我家三儿,三儿,叫阿姨。三儿长得很乖巧,穿一身傣族裙子,两眼透着机灵。她亲热地喊着爸爸,撒着娇。我仔细观察,也没看出什么疑问。很快我又见到了罗司令的妻子郭大姐。一看到郭大姐,我心里的疑问又减去一半:她和罗司令说话时的那份儿亲切和默契,让你马上明白他们是结发夫妻。那么这小小的三儿,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吗?郭大姐娓娓道来,将我带入往事中。1998年,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