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制度的改革对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应对

我国2004年修改宪法时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原则．此次刑诉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总则第2条。并在多项具体规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贯彻和体现，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价值观的深刻变革和刑事诉讼的文明与进步。辩护制度的改革在许多方面也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原则。     

对“两个刑事证据规定”的宪法解读

两个刑事证据规定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为指导,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体现了宪法人权保障原则及其价值理念,蕴含了权利中心主义观念,遵循了正当程序原则,有利于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规范和制约司法公权力,有效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重塑我国逮捕制度之理性思考

强制措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逮捕和羁押的行使不仅关系到能否有效地追究犯罪，更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保障，并且鲜明地体现出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的程度。我国现行逮捕制度在立法和司法方面尚不完善，未能有效体现追诉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双重价值，基于此，我国现行逮捕制度应从构建逮捕与羁押分离制度的角度予以重塑。     

如何贯彻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立法上的正式确立,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在刑事诉讼领域的一个缩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度的一项重大进步。要充分而正确地认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价值意义,注重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并重,在平衡正当程序与犯罪控制两种价值的基础上,完善健全侦查权行使的制约机制,增强检察机关过滤非法证据的功能,保障律师辩护权等各项配套措施,将我国的"排非"制度审慎而稳健地推进。     

非犯罪化在中国

以刑法谦抑精神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非犯罪化,是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我国1997年新刑法中对非犯罪化也有所体现,主要表现在: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的划定;具体罪名的废除或严格限制。     

关于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旨在惩罚犯罪与严守正当程序以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平衡,目前已在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被采纳,但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存在不少缺陷,应树立排除非法证据保障人权的诉讼理念,从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两个方面来确立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从程序的启动等方面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程序,并完善非法收集证据的惩戒制度。     

试论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司法控制

有组织犯罪有广义、狭义之分。加强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司法控制,一方面要树立常态执法理念,加大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注重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要完善具体的刑事司法制度设计,包括成立专门防控机构、赋予特殊侦查手段、完善证人保护及污点证人制度、加强国际合作等。     

刑讯逼供的根源及其对策——以刑事案件证据新规定为视角

刑讯逼供是错案发生原因之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有多方面原因,思想原因有受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较之查出案件真相而言刑讯逼供无足轻重;制度原因主要有我国未在事实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侦押分立制度的缺失等;实践方面原因有司法投入不足,侦查技术水平低下,对刑讯逼供处罚不力等。我们要消除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确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价值观,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以遏制刑讯逼供。     

我国侦查程序制度正当性问题探讨

我国的侦查程序制度在惩治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制度设计上,过分强化侦查对社会的控制功能,抑制了对自由价值的追求,正当性存在缺陷。完善我国侦查程序制度,应树立兼顾程序与实体正义,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和谐统一的理念,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权;建立司法授权和审查机制;完善侦讯过程中的平衡性;适当扩大辩护律师在侦查中的参与权;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侦查侵权的惩罚与救济机制。     

从刑事诉讼角度谈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是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重要方面,也是刑事诉讼机制科学化、公正化的价值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列为当事人,并赋予了一定的诉讼权利,从而确立了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但尚有欠缺。应根据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的实际现状,建立与完善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机制和法律。     

聋哑人犯罪：现状、成因与对策——以青岛市为例

聋哑人犯罪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跨省、跨市犯罪率和身份不明的案件总体呈上升趋势;未成年聋哑人犯罪呈下降趋势;犯罪类型主要集中在财产犯罪方面,种类不断增多;共同犯罪仍是聋哑人犯罪的"最佳选择";女性聋哑人犯罪人数逐年增加,且与男性聋哑人的犯罪生涯相同。在逐一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从聋哑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聋哑人保护的法律制度完善等方面为聋哑人犯罪的预防提供参考。     

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

听证作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在保障人权和监督政府行为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听证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但还不够完善。应当进一步完善行政听证制度,使其规范化、法定化。     

离婚过错赔偿的举证责任问题探析

我国<婚姻法>经2001年的修订,确立了离婚过错赔偿制度,体现了对无过错方和弱者的保护,具有填补精神损害、抚慰受害方、制裁过错方的功能,是我国婚姻家庭制度史上的一个突破,也体现了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但近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离婚赔偿的举证责任难以履行,影响了此制度的实施.所以,在我国相关立法及司法现状的基础上,完善离婚赔偿的举证责任是必要的.     

论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司法控制

有组织犯罪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有组织犯罪,仅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其具有组织性、经济性、犯罪手段和活动领域多样化、政治腐蚀性等基本特征。加强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司法控制,一方面要树立常态执法理念,加大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要注重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要完善具体的刑事司法制度设计,包括成立专门的防控机构、赋予特殊侦查手段、完善证人保护及污点证人制度、加强国际合作等。     

马克昌教授刑法立法思想要览

马克昌教授是新中国刑法制度建构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刑法立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在宏观方面，确立了修改刑法的指导思想，厘清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刑罚化与非刑罚化的关系，确立了刑法立法的观念；针对79年刑法的修改，提出了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支持对法人犯罪的立法，主张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建议将保安措施纳入刑法，并强调立足本国，吸收国外经验，改进立法技术；针对97年刑法，他对犯罪停止形态、死刑立法、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立法、社区矫正、缓刑和假释制度的完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论人身检查制度

人身检查是搜集犯罪证据,查明案件真相的重要侦查手段,但是如果适用不当,可能会侵犯公民的身体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因此必须对其进行适当的限制和监督,以便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比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例,我国人身检查制度过于简单,侧重于惩罚犯罪,疏于保障人权,当中许多方面的不足亟须完善以促进其发展。完善我国的人身检查制度应明确人身检查的类型,界定人身检查的对象和条件,加强样本保存与销毁的制度化与规范化。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价值基础探析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在我国立法中尚是空白,建立该制度必须探讨分析其得以建立的价值基础,即:促进公正与效率,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强化国家责任和保护公众信赖利益以及增进社会福利。     

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研究之一：确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合理性之探讨

我国刑法典对单位犯罪适用自首制度没有作出特别规定，导致实践中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基于自身对法律的理解而对同一案件作出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判决，在对犯罪单位合法权益的保护上出现了差异。从刑法理论、法律制度和社会现实需要等方面进行考察，确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既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和内在精神。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需求。     

论侵犯著作权犯罪及其个罪界定

论侵犯著作权犯罪及其个罪界定倪泽仁一１９９４年７月６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八届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标志着我国著作权刑事司法保护制度的确立和著作权法律保护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这一犯罪的确立，在我国刑事法律中...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研讨会综述

2012年6月5日,我院举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研讨会。与会者以人权保障为主线,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公权制约和私权保护方面,着重考量了辩护制度、证据制度、监视居住、技术侦查以及检察监督等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