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揭露中介腐败问题

《瞭望》新闻周刊今年第24期刊登一组封面文章揭露了中介腐败问题,呼吁治理中介腐败,割断政府部门与中介组织的权力联结,建立依法监管中介组织的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中介组织失去公正。这组报道事实充分,分析得当,切中了当前腐败要害,报道不仅揭露中介腐败问题,还对如何治理中介腐败问题进行了探讨,给治理中介腐败开了药方。报道对读者认识治理中介腐败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法治反腐下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体系化与效能论

法治反腐作为腐败治理的一种理性选择,其规范意蕴在于以“法”为据、以“治”为功,通过惩治和预防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从法治反腐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质是从党内腐败治理检视党风廉政建设法规制度建设状况,以此检视是否形成了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化,是否有效遏制了腐败,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内法治反腐,须从体系化与效能论视角,更好地思考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问题,即秉持法治的精神高质量建设党内法规制度;坚持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维推动实现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化,形成制度整体效应;妥善处理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更好地推动党内腐败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介腐败”:表现、成因与治理

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腐败,已经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面临的新挑战。"中介腐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行贿或帮助行贿、在重大资产处置中造假、在招投标中出卖情报和参与非法洗钱四种。中介组织与行政权力存在依附关系,长期未被纳入反腐视线,监管存在漏洞,是"中介腐败"得以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治理"中介腐败",应该阻断中介组织与行政机构的依附关系,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不断提高其自律水平,同时,还要明确划分各部门的管理权限,形成多部门合力监管机制。     

于社会中介组织的政治分析

社会中介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又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近年来 ,社会中介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十分迅速 ,它的社会功能不仅在于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促进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它对于政府机构改革、政治民主化以及治理腐败等均有积极意义。     

“社会养廉”传统机制及其现代转型的“制度化”策略

社会养廉,是通过自发的非正式制度建设方式,建构"合法性"廉洁信仰的世俗化行为模式。基于东方社会母体和中国政治发展史,中华民族营造了民间治理腐败的"小传统"及其本土方法论。当前,实现社会养廉传统机制的现代转型,乃是摆脱制度反腐困境、共建"国家—社会"双本位治理格局的应然选择。作为新的转型策略,"制度化"强调超越以往的社会参与腐败治理策略,紧紧围绕社会养廉的"三驾马车"(制度环境、动力保障和协同体系),对其非制度性因子实施制度化的处理:立足于"中国政治",确保机制转型的制度空间和供给总量;健全政府驱动型动力机制,调适社会养廉自在自为的运行状态;完善政治文化系统,建立"理一分殊"型社会协同机制,走出现代转型的结构性困境。     

基层微腐败的基本特征、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基层微腐败具有腐败性质轻微性、腐败频率多发性、腐败形式内隐性、腐败容忍高度性、腐败影响深远性等特征。微腐败的生成是基层干部思想道德素质不过硬、体制机制不完善、腐败亚文化传统以及社会转型的大环境共同导致的结果。基层微腐败的治理事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社会治理成效的满意度。加强基层微腐败治理,需要优化思想教育机制,突出基层微腐败的源头治理;强化权力监督约束机制,夯实基层微腐败治理的制度保障;构建政群信息互动机制,强化基层微腐败治理的民众参与;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提升基层微腐败治理的自治水平。     

关于社会中介组织的政治分析

社会中介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近年来,社会中介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十分迅速,它的社会功能不仅在于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促进,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对于政府机构改革、政治民主化以及治理腐败等均有积极意义.     

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执政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正>腐败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目前,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如何处理好反腐败与市场经济改革、政府治理、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利用中国2000~2013年宏观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市场化程度、政府治理和制度安排因素对反腐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提升能够起到消减腐败的作用。政府治理对反腐败影响较为复杂,政府规模表现为规模越大,治理能力越完善,越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施的问题及对策建议——以上海为例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实现法律赋予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知情权的基本途径,也是政府有意识地推进自身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转型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本文以上海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个案深入揭示该制度在我国实施的问题,以及对推进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良好实施的重要意义.     

反腐治本之道：制度推进、参与氛围和常态化反腐路径

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富裕，改革进入了矛盾冲突的多发期，贫富差距和遏制腐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为反腐败作为保障分享式发展的基础环节，不仅要惩戒贪腐，而且要提供一个公平、透明和利益分享的公共秩序，从而让更多的中国人富裕起来并且富而有礼。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看能否在既得利益、权力和人情的复杂纠葛中探寻到腐败扩散的机制，进而通过制度推进和公民参与来阻断它并进行主动防御。这便是公民文化框架下的防腐扩散机制。它包括微观结构上的资源开放、规则透明、问责制等流程，和宏观秩序上基于“民治才能民有”的制度建设和形成“人人起来负责”的参与氛围。这种微观结构与宏观秩序的互动，将有效稳妥地解构既得利益圈子，使熟人文化走向公民文化，形成对腐败的普遍抵抗机制，从而克服古典治理的困境，冲破“历史周期率”的命运，最终完成中国社会从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