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海外腐败的法律与制度：国际比较与中国方案

反海外腐败是当前全球反腐败领域的热点问题,也是治理腐败的难点问题。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组织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先后制定出台了相关的法律与制度,尽管这些法律与制度各不相同,但是基本都遵循了一定的国际背景和本国本地区背景,对这些法律与制度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面对当前反海外腐败的形势与任务,中国应当坚定反腐败制度体系的高度自信,从完善反海外腐败的相关法律制度、推动中国跨国企业建立有效的合规管理制度体系、增强中国建立国际性反腐败制度文件的话语权等方面着力,全面提升反海外腐败的治理能力。     

论构筑反腐败的制度平台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单一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向多中心的、自主的治理结构的转变过程之中。中国目前许多腐败形式的流行,都与转型期治理结构的某些过渡性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推进治理结构的变革,建立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乃是构筑反腐败制度平台的重要举措。为此要求深化以市场化、民营化、分权化、自治化、网络化为基本面向的反腐败体制改革,同时要求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到反腐败过程中来。     

十八大之后的腐败形势:三个维度的评价

人们在评价腐败形势时往往将测量腐败与测量反腐败的指标相混合,造成认识上的混乱。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腐败测量框架,指出对腐败形势应该从腐败程度、反腐败强度和腐败风险三个维度分别进行评价。在总结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倡廉建设举措和成效的基础上,本文应用这一框架评价中国当前的腐败形势:总体来说反腐败强度显著提高,尤其是在加大惩治力度、强化党内监督和完善党规体系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腐败程度明显降低,但腐败现象仍具有集团性、日常性、顽固性的特点,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风险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升治理水平,反腐败斗争仍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当前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正处于关键时期,经济转型社会的腐败演变"倒U字"形曲线拐点正在出现。     

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一把手”腐败、用人腐败、司法腐败、公贿和行政腐败等政治领域腐败现象日益突出。制度反腐败的重点应当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通过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其中,党政领导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府间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遏止政治和行政腐败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价值观与民众的腐败容忍度:一项跨国性研究

<正>民众对腐败的态度,尤其是腐败容忍度,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腐败容忍度的差异,不仅与腐败的水平密切相关,而且还会对反腐败施政和政府治理改革产生深刻影响。一个不容被忽视的现象是,民众的腐败容忍度存在着个体差异。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民众的腐败容忍度,构成了文本的研究主     

反腐败绩效：腐败治理的目标与逻辑

基于目标导向,反腐败绩效为腐败治理提供了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视角。一项针对广东省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反腐败力度与政府廉洁满意度二者落差明显,呈弱相关。探究其原因,与反腐败"在路上"、公众廉政预期、廉政信息公开、政策效应滞后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与反腐败力度强调投入、过程与产出不同,反腐败绩效凸现政府廉洁满意度,为腐败治理提供价值导向、度量体系和动力机制。追求政府廉洁满意度最大化,反腐败绩效的目的与腐败治理的目标具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经验表明,反腐败绩效评价的成功有赖于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因此,应简政放权,提高廉政信息透明度;倡导社会理性,既要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也要界定公权力边界,标本兼治。     

改革者要善用反腐败的历史权利——苏联的教训及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反腐败是一切有为政权和负责任政治家的历史权利。然而,苏联改革者的反腐教训表明:不彻底的反腐败将导致改革的彻底失败,反腐败策略严重失误加速改革失控,反腐败失信于民毁灭改革公信力。对制度性腐败的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系统改革工程。改革者要善用反腐败的历史权利,加强反腐败与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控制,坚持不懈打击既得利益集团,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和政权自新,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论预防腐败行政决策程序的功能与设计

我国反腐败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反腐败工作着眼点由末端治理逐步走向程序改革。在此背景下,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将成为预防腐败制度建设的新"抓手"。发挥行政决策程序预防腐败的功能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根据,加重腐败成本和防范腐败风险是预防腐败行政决策程序的两个主要功能。行政决策程序预防腐败功能的实现,主要可立足于制度载体、议事规则以及公开和参与机制三大方面的建设。     

试论中国反腐败方略的系统设计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反腐败活动存在着社会成本与收益,反腐败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寻求经济上的合理界限。从这一思路出发,文章重点对思想教育、社会运动、制度约束等反腐败方略进行了成本——收益比较,认为制度约束是一种现实可行的反腐败方略。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中国反腐败方略的设计原则,提出要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通过深化改革,堵塞制度漏洞,强化监督机制,加大惩罚力度,以薪养廉,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等方法,使政府官员不可能、不敢于、不必要、不愿意腐败。     

廉洁拐点的地方经验与政策意涵——基于G省廉情评估调查数据的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掀起了持续的反腐败斗争高潮,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和采取有力措施,使得各级政府的廉洁水平出现了根本性好转。本文基于2013～2017年度G省廉情评估调查数据展开研究,发现社会公众对各级政府的廉洁感知呈先降后升的趋势,地方腐败治理的廉洁拐点正在浮现。但与此同时,当前公众日常接触腐败的机会仍然较多,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呈恶化趋势,参与反腐败的意愿波动较大,这些负面苗头说明廉洁拐点尚不稳定,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地方层面公众的廉洁感知受到腐败接触经历、腐败容忍度和反腐败满意度的显著影响,公众廉洁感知的好转也有助于提升其参与反腐败的意愿和对政府未来反腐败工作的信心。因此,当前仍需要保持足够的政治定力,不断调整和优化反腐败政策,以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反腐败对腐败存量和增量的影响及其启示

在十八大以来铁腕反腐的大形势下,腐败存量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减少,但总量依然很大;腐败增量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并未杜绝,而是变得更为隐蔽。公共权力的不受监督、腐败动机的根深蒂固、腐败机会的大量存在等因素是腐败存量和增量短时期内难以彻底消除的原因所在。腐败存量与增量的消长变化对反腐败斗争的启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治理腐败必须标本兼治;反腐败的前景是光明的,必须坚定信心、永远在路上;廉政建设是整个公共管理的根本保障,必须充分发挥其作用。     

加强廉政制度建设

依靠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反腐败新思路。但从客观上来看，现行的廉政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仍存在明显的缺陷。     

巡视巡察：应对规模治理“失察难题”的长效机制

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始终面临如何应对规模治理产生的"失察难题"。中国是实行单一制的超大规模国家,行政区划与层级制是实现规模治理的关键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而属地化管理和条块分割的管理体系,可能由于失察和监管不力,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地方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蔓延等顽瘴痼疾。巡视巡察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对中国古代巡视制度进行扬弃,并在实践中形成中央、省、市、县四级"统一领导、分级授权、全域覆盖、上下联动"的监督体系。巡视巡察通过政治动员、激励授权、闭环管理和监督制衡等机制的综合运用,发挥维护中央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密切联系群众和推进基层治理等四种基本功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强化权力监督,提高自身免疫力,密切党群关系,有效应对规模治理"失察难题"的长效机制。     

反腐民本主义：内涵与模型

民本主义重视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将民众视为国家治理的根本。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民众与之始终脱离不了联系。民众是腐败的直接或间接推动者,也是治理腐败的重要力量。反腐民本主义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反腐败以增进民众利益为终极目标。这是反腐民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元素,其他方面均由此衍生而来。第二,了解民众对反腐败的需求。第三,降低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第四,增强民众对反腐败的信心。第五,为民众参与反腐创造条件。政府必须提供民众参与反腐的渠道,保护民众参与反腐的权利。第六,解决民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反腐败要着力制度创新

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斗争。要想取得成功，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搞廉洁政治，必须从制度和法制建设入手。市场经济秩序需要新法律、新制度，党风廉政建设同样需要新法律、新制度。腐败现象既然与改革相伴而生，那么，改革中发生的问题还是要靠制度创新来解决。一句话，制度创新才是遏制腐败的根本出路。只有制度不断创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才能活力永存。如何实现制度的不断创新，仍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大课题。从目前而言，反腐败制度创新应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制度创新要把握关键点。要紧紧…     

中国反腐败立法的战略转型及其体系化构建

<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以来腐败治理的重要转折点与战略机遇期,积极推进国家反腐败立法战略转型与体系化构建,实现反腐败立法由形式治理向实质治理功能的转化,是破解当下"中国式"腐败治理困局之关键。科学评估反腐败立法治理能力的状况,确立"积极治理主义"理念在     

腐败与遏制腐败的法经济学思考

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市场化交换。当法制不完善、腐败惩治机制存在一定漏洞时，政府当局严厉的反腐政策在短期之内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腐败政策也因此陷入两难困境。遏制腐败的方式各种各样。而制度反腐败是其中重要而有效的方式。从成本一收益的角度看，可采取如下对策：削减公权，减少腐败产生的机会，降低监督和惩罚腐败的社会总成本；加强事前管理，提高腐败产生的风险成本；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提升腐败者的受惩成本；提高司法、执法水平。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强化职业道德和责任感，提高腐败行为的心理成本。最后，要理顺监督体制，提高反腐败的效率。     

转型期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变革与廉政建设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腐败的存在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作为公共权力运作的核心性规范,公共领导体制直接规定着高层领导者运用权力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腐败与反腐败活动。伴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开始现代化转型,从传统型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换,其反腐败方略也相应地从注重思想教育和社会运动转向注重制度约束。与此相适应,必须深化公共领导体制改革,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分权,发展直接民主;引入政治竞争,实行政务公开;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强化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提高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度,等等。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腐败预防与治理研究

腐败在本质上是作为公共代理人的公权力承担者与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交换行为,是经济和市场原则在政治领域的错用,是公权力异化和被滥用的结果。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市场失灵会导致权力获得对稀缺资源的分配权,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会导致公权力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化,从而造成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失衡,进而引发权力委托代理关系失灵。当制度缺失、监管缺位时,腐败收益往往会高于腐败成本,政府官员在对成本收益进行考量后,就会实施腐败行为。而预防和治理腐败,不仅需要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还需要提高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     

市场化改革推进廉政:智利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拉丁美洲是一个腐败严重的地区,但智利的廉政成效却十分显著,是第一个走出腐败泥沼的拉美国家。其清廉水平不仅高居拉美之首,而且已赶超部分发达国家。智利达到如此高的清廉度,与皮诺切特的经济改革密不可分,皮诺切特是一个军事独裁者,其本人也并不清廉,但其市场化改革减少了国家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从制度上减少了腐败发生的几率。我国正在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智利的成功经验十分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