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意识、风险偏好对于农民金融行为的影响

随着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农户对于资金的需求意愿越来越强烈。根据江西和湖北的调研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的金融意识、风险偏好对于其金融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户的金融意识越高,其借贷意愿和借贷金额越高。此外,农户的风险偏好对于农户的借贷意愿及金额产生正向影响。另外,农户的家庭规模、家庭收入状况与村落特征也会对其借贷行为产生影响。在进一步区分正式和非正式金融行为后,发现农户的金融意识与风险偏好对于两者皆产生正向影响,相比较而言,对于正式的金融行为影响更大。提高农户的风险偏好与金融意识可以有效地推动农户借贷金额,应该进一步完善金融资源与风险的有效配置。     

金融工程发展动因及影响分析

金融工程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的产生与发展,是金融环境、经济主体内部管理、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及金融理论的发展共同有机作用的结果。金融工程的应用,对于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济金融运行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对经济金融运行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我国金融市场是一个后发市场,在引进发展金融工程上,应充分利用其积极有效的作用,抑制其负面影响,为我国经济金融发展服务。     

民间金融视域下金融检察的自我完善

民间融资作为金融创新的一种,它是顺应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对优化资金配置、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民间金融一开始就具有草根性,处在无规范性和无监管的状态,随着民间金融的日趋活跃,其社会危害性也显而易见,为了规范民间金融,检察机关需要充分发挥金融检察职能。金融检察是随着检察机关在与金融犯罪做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一项专门业务,检察机关需要发挥金融检察职能,建立对民间金融一个开放、科学、合理的监管体系,以促进民间金融的蓬勃发展。     

论我国转型经济中的金融制度安排——金融约束

二十余年来我国政府所实施的金融制度本质上就是金融约束政策。作为一种金融制度安排,金融约束政策对我国经济的成功转型起到了重要的金融支持作用。在对金融约束政策作适当调整的前提下,金融约束仍然符合我国的现实需要。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需要实现从金融约束到金融自由化的转变。     

数字货币、金融安全与全球金融治理北大核心CSSCI

数字货币作为金融科技的前沿领域,是数字经济繁荣的写照,也是数字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元素。当前全球活跃着约2万种各类数字货币,且数量仍在持续增加,在全球金融、经济和安全等领域作用日益凸显。交易安全是数字货币兴起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同时数字货币对国家的金融安全和全球金融治理带来多重影响。数字货币具备不同程度的去中心化特征,改变了传统中心化金融的安全逻辑,在降低交易安全成本的同时,也容易引发新的安全风险。在国家金融安全层面,私营数字货币挑战国家金融主权,跨越监管藩篱,使得金融风险来源更加多样化。在全球金融治理层面,既有的治理机制无法满足数字货币快速发展的治理需求,各国对数字货币的态度与需求多不相同,对其治理仍处于早期阶段。同时,数字货币也有助于革新跨境支付体系,推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议题的治理进步。数字货币对金融安全与金融治理的复杂影响源于金融技术创新的两面性,即让交易更加安全、便捷的同时,也触发了新的风险和监管需求,因而,对数字货币的治理也需要平衡创新与风险,实现技术创新与有效治理的良性互动。     

金融国际化对金融安全的冲击与我国的对策

金融国际化给国际金融和各国金融的安全带来严重的冲击和威胁。金融国际化弱化了一个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调控能力， 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大， 而波动传递机制作用的增强及金融创新又加剧了金融体制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我国在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及金融监管体系，实施渐进的金融国际化战略，同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协调，保障金融安全。     

金融犯罪刑罚配置调整与责任体系的构建

金融犯罪主要是法定犯,与自然犯有明显不同,因而在刑罚配置上应体现其特殊性.立法观念的更新要在立法技术更新之前,应本着更为理性的立法观念进行改革,使金融刑法的刑罚模式既能够起到惩治、预防犯罪的作用,又能使正常的金融秩序得到维护和修复.从根本上惩治金融犯罪,要发挥多种法律手段的作用,还要进行经济体制的革新,弥补法律以及监督体制上的不足,以此来消灭各种金融失范行为滋生的土壤.     

过度金融化的风险与伦理防范措施

金融业高度自由化与不加节制的资本化在给社会带来资金、资本与财富的同时,也放大了其负面效应,使金融的脆弱性、资本的贪婪性的一面凸显出来。金融逻辑增加了金融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几率。金融逻辑的演义要有度的规定,应受信用边界的制约,而信用决定于信用能力以及履行承诺的意愿,如果超出能力或者违背意愿,信用就会泡沫化,势必会发生背信弃义的行为,金融逻辑的链条就会断裂,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要对过度金融化的风险进行控制,从伦理上就要通过加强信用、责任与义务等道德力量,在其逾越信用、义务等规定前起防范作用。     

大学生非正式组织的管理

大学生非正式组织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管理重点上以非正式组织核心人物为重点，在管理活动中＇平衡好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加强对非正式组织的联系和教育工作，使非正式组织可以与正式组织一样发挥积极作用。     

民间金融民营化与金融制度的完善

完善的金融制度应该兼备效率、公平和安全的特征。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金融结构的优化非常重要。内生于市场经济的民营金融是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金融主体。但我国目前金融体制内存在的“金融抑制,”限制了民营金融的发展,致使民营金融发展滞后,力量薄弱。两头大,中间小的“二元金融”的不合理金融结构,造成了金融市场的低效率、失序与不公平。要摆脱困境,完善金融市场,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推进“金融深化”。     

浅议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

民间借贷作为我国正规金融借贷的一种必要补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有效的外部监管和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民间借贷市场还存在诸多风险和不规范之处。必须通过完善立法、加强监管、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使其规范化、健康化发展。     

公共财政立法研究

文章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为背景,结合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就公共财政的基本内容、公共财政的特点和职能、公共财政的法律特征和立法框架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公共财政和国家财政的统一,只有把公共财政和国家财政结合与统一起来,而不是将两者矛盾或对立起来,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     

论制度后发优势的实现机制

制度后发优势实现的核心问题,是正式制度模仿、非正式制度模仿及其关系问题。本文认为正式制度是可移植的,但又受到宪法秩序、关联制度、非正式制度等的内在制约。同时,非正式制度内在于传统和历史沉淀,其可模仿性就差得多,但在开放条件下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不可能封闭进行。制度模仿的过程,是新的正式制度与本土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与融合的过程,是引进制度的本土化过程。     

有效治理的双重实践逻辑——浙江T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分析

地方政府发起的治理实践在行动方向上有两种倾向：强推动与弱推动；在行动结果层面，又存在两种面向：无效与有效；在行动过程中为确保有效治理，常常需要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各自优势。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综合运用规划政治、干部考核、小组机制、情感治理、一把手负责等策略，党政体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被整合调动，有效治理呈现出别具特色的双重实践逻辑。有效治理的双重实践逻辑，确保了政府行动的合法性，同时为制度自信与治理现代化提供基础性保障。     

生态城市碳金融地方性立法的先行先试

在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中,碳金融是一种正在实践中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解决方案,它能够从碳投融资、碳排放权交易和碳银行贷款等多方面支持生态城市建设。而生态城市碳金融地方性立法的先行先试又为生态城市碳金融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在全国范围内的碳金融立法奠定了基础。鉴于生态城市碳金融地方性立法先行先试所具备的可行性和良好的预期效果,应加快在生态城市试点区制定《碳金融促进条例》、建立生态城市碳银行、进行碳金融衍生产品制度的创新试验等,对生态城市的碳金融地方性立法作大胆尝试。     

代议制、公共财政、宪政内在关系检视——以近代英国公共财政建构为线索

以近代英国公共财政建构为线索,检视近代英国的社会制度发展变革,可以发现:代议制、公共财政、宪政三者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公共财政建构是近代英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和必然需要,而代议制是公共财政建构的制度选择和组织形式;近代英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良性互动的宪政机理及其制度框架,也蕴于公共财政及其组织形式———代议制之中。     

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

公共财政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其有别于我国传统"生产建设型财政"的内容和要求,进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应有之义和具体的实现途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传统的国库分散管理制度显露出种种弊端,与公共财政的框架格格不入。因此,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改革有许多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但此项改革涉及面广,需要相关配套改革措施的配合和及时跟进,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资本制度变迁的财务学解析

本文运用财务理论系统解析了资本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不仅为深化公司资本制度问题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也对我国公司完善财务治理结构,建立更加有效的资本市场机制,以及为我国《公司法》的实施和进一步改革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理论根据。     

预算机制论:从经济、政治、法律、财政、决策角度的分析

预算是典型的边缘性范畴。从经济体制看 ,预算是政府配置资源的机制 ;从政治体制看 ,预算是纳税人及其代议机构控制政府财政活动的机制 ;从法律体制看 ,预算不仅仅是计划 ,预算的本质是法律 ;从与财政的关系看 ,预算是公共财政的基本制度框架 ;从决策体制看 ,预算是公共选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