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和合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和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总结,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中正确弘扬中华和合文化,对于解决冲突,化解矛盾,对于推动世界和平与东西方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从"现代性"到"世界性"--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走向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从“旧文学”到“新文学”的演变。21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由“现代性”向“世界性”过渡与演变的文学。20世纪的中国文学多受“政治”与“革命”的制约,21世纪的文学则多与“经济”相纠缠。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发展是世界历史进程的总格局,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将会以新的民族性和时代风采融入世界文学之林。     

全球化视野中的"三个代表"

自从人类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以跨国流动资本为媒介的经济全球化已经逐渐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新浪潮。从表面上看,全球化虽然是指经济的全球化,但它也对政治及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对这一时代所带来的诸多现实难题的积极回应。     

90年代中国后殖民批评文化理论审视

本文首先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后殖民批评理论产生的背景,认为这一理论既是全球化语境下国际上的后殖民批评思潮在中国特殊语境的一种反响,又在中国本土文化氛围中有其赖以生长的合适的土壤.接着,文章分析了90年代中国后殖民批评理论的阐释角度和评价尺度的独特的有效性及其局限性或"盲区".     

略谈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交流

2008年我国申奥的成功，标志着中国体育文化的成功，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的成功。“中国走向了世界，世界走向了中国”，这双向走向的背后，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全面交流和融合。也就是说，“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趋势。在全球化语境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在这样的国际关系中植入了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和时代思维元素。重视和推动好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交流，在全球化语境的发展视野中认知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同时，进一步注重跨文化交流就更显深刻的意义。     

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意义

当今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虽然全球化现象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已初显端倪,但把全球化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加以科学研究,还只是近些年的事情。马克思早在160多年以前,就已经对这一现象做过深刻的思考。虽然在马恩著作中没有直接提到全球化这个概念,但却用“世界历史”来概括。马克思就是从“世界历史”理论形态出发对全球化现象做出科学预见和精辟论证。这一理论对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当代中国有着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

全球化，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对全球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陆续出现的一系列的全球化思潮中．阿明和弗兰克等人的“依附理论”，萨伊德、德里克等人的“后殖民理论”，沃勒斯坦等人的“世界体系理论”，杰姆逊等人的“晚期资本主义化批评理论”，吉登斯等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亨廷顿的“化冲突论”是影响较大的几种。     

"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中的当代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时代得到了进(?)本在全球的扩张使人类历史真正进入“世界历史”的完备形态;在此,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致(?)全球范围充分扩散、深化,特别是“冷战”后资本的寄生性、腐朽性更为露骨;“世界历史”历史(?)向极限发展,又在生产力和普遍交往上为全球社会主义准备着条件。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

100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对全球化作出过科学的预见。他们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生活“世界性”和“国际化”,与当今的“全球化”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今全球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确立全球化的科学理论和应对之策。     

马克思的全球化思想与"跨越论"的逻辑关系

全球化思想贯穿于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整个思想进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分析与对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相对应的是他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形式的预测,这一预测分为马克思早年的“共同胜利论”和晚年的“跨越论”两个阶段。马克思这两个阶段的理论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跨越论”是“共同胜利论”的逻辑结果,而其内在的逻辑动因则是全球化。     

邓小平“国权”思想的特点探析

邓小平"国权"思想体现出以下五个鲜明特点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统一性;国家主权的至上性;国家利益同世界利益的一致性;"国权"高于"人权"的原则性;维护、实现"国权"的务实性和创新性.     

《物权法》的新古典主义国家理论阐释

《物权法》及其以前有关宪法的修改说明,国家在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在努力界定产权和保护有效产权,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绩效.《物权法》的出台过程是验证新古典主义国家理论的又一经典案例.     

“五四”前后高一涵的人权思想

高一涵是中国现代政治科学体系的重要奠基者,作为“五四”启蒙运动中最显赫的一批“大众导师”之一,他又是少有的具备深厚西方政治学素养的专业人士,是继严复之后的又一学院派思想启蒙大师。对其富有特色的人权启蒙部分作一些疏理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权责失衡与剩余权配置: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

基层减负进程中"问责悖论"的出现成为基层治理的痛点,严重掣肘了新时代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基层治理效能。宏观上,基层政府面临着全面问责体制下政策执行效果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问责风险压力;微观上,基层政府官员面临着剩余索取权的紧缩,导致了官员政策执行不出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这种"问责—避责"的双重逻辑使得基层政府及官员在"干事"与"避责"之间来回钟摆。克服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核心在于激励机制的设置,政府如何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实现对基层的有效监督但又不会消减问责绩效,这是政府组织治理的难题。通过构建"剩余权"与"控制权"互嵌的分析框架,探究了不同层级、部门间在控制权四个维度,即信息决策权、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中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错配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     

从“绝对”到“相对”：城镇化进程中的权利失衡及其调适

城镇化是城市空间生产关系重塑和再生产的过程,资本、权力和文化则是影响这一过程的关键要素,而城市居民对上述要素的占有和使用情况表现为不同的城市权利结构。权利结构失衡是城镇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状态,其本质就是各种要素和资源的分配不均在城市权利关系中的展现。城镇化形塑出新的城市权利结构,而维持权利结构的相对平衡则是检验城镇化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标准。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既要树立正确的"权利失衡"观,更需要从资本、权力和文化等引发权利结构失衡的关键要素入手,推进城市权利的合理化分配。     

"人权入宪"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法律保障

2004年3月1 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意义十分重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必须建立在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的基础之上.我国政府一贯重视人权.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作了广泛的规定,这是人权法定性在我国的具体体现.目前,我国司法机关已经启动司法程序,加强对人权的司法保障,而且日臻完善.国外某些人士对我国人权状况的误解和曲解,大多出于不了解我国人权的发展和变化,不了解我国人权今天的现状.从我国的司法实践与社会实际的总体来看,宪法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楼盘案名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探析

文章针对楼盘案名侵权现象的日益严重,从著作权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探讨了对案名给予法律保护的可行性。楼盘案名可因其品牌的树立而受到商标法的保护,也可因其独创性而在规定的期限内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更可以本着公平和诚信原则,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获得保护。《商标法》保护是首选,《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补充和兜底性保护。     

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产权与制度分析——基于经济社会学的认识

中国国企改制中"内部人控制"生成的问题,造成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继而引发一定层面的社会不满。国企内部人控制问题的解决,除了既有的市场治理机制中产权改革,更要注重政策、法律、社会保障等非市场治理机制——制度层次创新的推进。     

塑造——对称:“组有产权”村庄治理难题的一个解释框架

学界关注到产权对农村治理的影响,但对于村组间纵向产权结构下的农村治理有待探讨。集体产权归村民小组所有是华南农村的普遍情况,调查发现这种“组有产权”村庄存在“软弱涣散”的治理难题。综合既有研究,提出“塑造—对称”理论,即在农村治理场域中,以责任为中介维续产权要素与治理要素的对称性。以“塑造—对称”理论为解释框架,将“组有产权”村庄的治理难题归因为:村组间产权单位与治理单位错位、行政村层面的“权责”不对称以及村民小组层面的“权责”不对称。对此,要以责任为抓手,强化“产权—责任—治理”间的勾连,通过深化党组织建设、设立责任机制、下移治理单位和健全监督体系等措施来解决难题。     

选拔任用干部，必须坚持群众“四权”原则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工作的一条基本路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备受关注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把充分发扬民主与贯彻群众路线作为着力点,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改革干部制度要强调扩大民主。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明确提出:“坚持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坚持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加权、选择权、监督权。”新近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中,对群众的“四权”予以了制度化的保障确立群众“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