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序良俗原则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民法公序良俗原则与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主题有着理论契合：公序良俗原则蕴涵的价值宣示功能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基础，承载的维护公平正义的功能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必然要求，担负的弥补成文法缺陷的功能是和谐社会构建的潜在保障。发挥该原则功能的前提是对其进行类型化，同时要注意其内容的与时俱进以及对基本权利的保护，防止“向一般条款逃避”。     

论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为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被誉为“帝王条款”、“民法拱门上的顶拱石”,历来受到民法学者的特别青睐。在其存在的数千年问,虽不断有学者对其在民法中的地位、真实价值提出质疑,但诚信原则在现代民法中的重要作用、优越地位却不减反增,欲加受到学界的重视,不仅作为高度抽象的民法基本原则指导民事立法与适用,统摄全局,而且将其要求贯彻到物权法和债法领域,目前,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信用的严重缺失,所以我认为对诚信原则的研究很有现实的意义。本文就对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的特殊含义和具体论述做初步探讨。     

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理性分析

诚实信用原则对于民事法律的完善、指导当事人民事活动、给予司法人员更多创造性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学术界将诚实信用原则定义为"帝王条款"的说法是不恰当的,不仅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也与我国的具体国情不符。应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定位进行更加理性的分析,以保证其在民法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少数民族习惯法

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是排斥习惯法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是我国刑法基本的原则。然而在我国一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习惯法,仍然存在对当地较大的约束力,其内部基本按照本地的习惯法处理本族内部的纠纷、矛盾。因此,应当通过立法允许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刑法的变通适用,同时,也要适当限制习惯法的变通适用。     

“禁止反复”条款在重作具体行政行为中的适用

"禁止反复"是德日行政诉讼法中的概念,意为在撤销判决作出后,禁止行政机关基于同一理由作出与被撤销行政行为相同的行政行为。对于重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我国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区分,法律也仅对法院判决重作和复议机关决定重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规定,然而实践中存在的重作具体行政行为并不仅限于此。对重作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梳理划分,试图解决那些存在于法律规定之外的重作具体行政行为能否适用"禁止反复"条款的问题。     

论无罪推定原则的本土适用路径

我国法律已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未来仍可从无罪推定原则的四点基本内涵出发,探索其在本土深化适用的路径。在公诉案件中明确由控方承担没有但书的举证责任,以及辩方享有举证权利;确保被追诉人享有充分的消极协助和积极协助;在保留嫌疑人如实回答义务的基础上,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陈述自己有罪的要求;构建"疑罪从退"或"疑罪从终"的疑案处理机制,使疑罪从无、禁止双重危险与我国现行审判监督机制理顺、调和。     

中、西方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条件比较

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法律体系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被学者称为"帝王条款".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需要一定的前提和条件,通过中、西方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背景比较,作者认为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条件是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基本前提.由此为我国更好地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提供了相应的思路.     

禁止权利滥用的立法与实践:基于社会变迁的视角

权利滥用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随着网络社会的迅猛发展,其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不可低估。现行经典民法教科书大都在民法基本原则章节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但《民法总则》却未将其规定为基本原则,而是将其规定在"民事权利"一章。系统梳理禁止权利滥用立法与实践的演变历史可以发现,禁止权利滥用的演变轨迹是一个从私法上的一般禁止到全面禁止,以及从私法走向公法、从国内法走向国际法的过程。禁止权利滥用演变历史的主要启示为:从供给到需求,权利在受经济社会发展制约的同时,又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关键;从现实到虚拟,必须从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认真对待权利滥用问题;从管理到治理,尊重权利是破解权利滥用问题的元治理理念。     

关于民事责任承担中公平责任适用的探讨

公平责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但是在体育竞技比赛中能否适用该原则,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文章通过具体案列探讨了该原则的使用条件,以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公平责任的使用上应当受到限制。     

物权纠纷案件适用绿色原则的模式与效果分析

民法绿色原则已经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物权纠纷是适用绿色原则的重要领域。从《民法总则》实施以来绿色原则在物权纠纷案件中的适用情况看，已有案例总量还不是太多，但涉及案件类型较多，特别是在物权保护纠纷和相邻关系纠纷中已有较多适用，体现了绿色原则对于物权的限制作用，同时也存在对绿色原则的泛化和不当适用问题。从适用模式看，主要是将绿色原则作为一般价值导向或者作为确定物权之内容和边界的衡量因素，并可能与公序良俗原则结合适用或者作为法律解释的理由或强化因素。从适用效果看，绿色原则促进了对物的节约和有效利用，改变了部分物权的内容和边界，但其裁判准则功能还未充分体现。     

论民法基本原则在法典中的正式确立

学界关于民法基本原则在立法中的确立,有所谓近代民法基本原则与现代民法基本原则之分。然民法基本原则本无＂近代＂与＂现代＂之分,正如德国著名法学家萨维尼所述：法律不是被制定的,而是被发现的。之所以存在这种认识上的区别,是因为法学家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不同,从而导致法学家们的思维不同。因此,从历史进程的脉络来看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确立的认识,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略论我国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

民法基本原则是民事法律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法哲学层面、政治经济学层面、法律的功能层面、实践的层面、法律的贯通性等五个方面。重视和发挥民法基本原则,对民法典的起草,乃至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公序良俗原则的司法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具有弥补成文法之局限性、宣示公、私法价值、促进民法自身完善等功能,这是其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具体适用的理论支撑,适用的方法包括:设定公序良俗原则司法适用遵循的原则、类型化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具体行为。     

把握基本原则做好监督工作

监督法明确地规定了"五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在为区人大常委会履行监督职权提供有力法律支持的同时,也对提高监督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要准确把握好监督法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增强监督实效。     

论《犯罪与刑罚》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与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所引发的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指何种行为是犯罪以及应受何种处罚应由法律加以明确规定。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对罪刑法定原则做了系统的论述。现已成为资产阶级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1997年刑法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并确定了与之配套的无罪推定原则,严禁刑讯逼供,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由于受封建传统及多年来左倾思想影响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尚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刑讯逼供引发冤假错案还时有发生。     

媒体侵权归责原则探究

媒体侵权纠纷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但我国立法对此还未作出明文规定。在媒体侵权归责原则的适用上,理论界的分歧和法律规定的不一致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裁判混乱的现象。过错归责原则作为媒体侵权的归责原则,不仅能够平衡媒体表达自由和他人权益保障之间的关系,而且具有相应的法律根据。     

民法理论在知识产权中的运用探究

学界公认的知识产权为私权利,与民法这一最重要的市民社会调整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适用与民法具有相契合的部分,民法的法理传统与依据、法律逻辑构造与思维模式,以及民法架构的基本原则与理论在知识产权法上均有应用。研究知识产权理论中的民法法理与原则,对于知识产权法律的发展和智力成果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确立了我国刑法中罪行法定原则。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取消了类推制度,这标志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大进步。     

浅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人类刑法文化的优秀成果,它经历了绝对罪刑法定原则阶段和相对罪刑法定原则阶段.它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它的基本精神是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了现代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标志着我国已进入完全实行罪刑法定原则阶段.     

中、西方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条件比较

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法律体系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被学者称为“帝王条款”。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需要一定的前提和条件，通过中、西方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背景比较，作者认为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条件是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基本前提。由此为我国更好地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提供了相应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