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的保障体系,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重要手段。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本质体现了实现刑罚与保障人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因而,在实现国家刑罚权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保障,必须完备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体系,即选择适用准确、补救措施得当。     

公安刑事强制措施适用中的人权保障问题

关于公安刑事强制措施适用中存在的人权保障问题.学界近年来有较多的讨论.公安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的关系是微妙的,也是十分密切的.公安刑事强制措施适用中存在的人权保障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技术上的缺憾,二是公安实践中的不足.完善公安刑事强制措施适用中的人权保障制度,必须在刑事诉讼中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且结合国情,借鉴国外经验,完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     

刑罚正当化的实现

公正和功利这一对范畴,是探讨刑罚制度正当化的根据时必须考虑的。以公正为主,以功利为辅,是我国刑罚正当化之理论依据的应然选择。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而言,我国刑罚正当化的实现有赖于立法、司法、执法等整个刑事司法领域的贯彻落实。     

试论我国有关逮捕的立法的完善——以比例原则为视角

作为一种刑事强制措施,逮捕有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实现国家刑罚权,但出于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应对逮捕这一国家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比例原则以如何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内容.我国应当遵循比例原则的要求,完善逮捕立法.     

论我国轻罪刑事政策——以我国轻罪制度为分析路径

轻罪制度是指刑事法上关于轻罪规定的设置及其运行的状况,它体现在一国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及刑罚执行活动中。我国轻罪制度的立法规定存在结构性缺陷和体系化弊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轻罪重拘押、重起诉、重处罚,存在重法定从宽情节的适用、忽略酌定从宽情节适用的明显不足;我国刑罚执行活动中对轻罪存在重惩治轻矫正、重监禁轻开放的明显不足。我们要在轻罪刑事政策价值目标指引下,正确面对我国轻罪制度的主要问题,围绕我国轻罪制度的要求,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罚执行三个方面着力推进我国轻罪刑事政策的完善。     

浅析监视居住制度的缺陷及对策

监视居住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由于立法方面的先天不足，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很少适用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监视居住成了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的“鸡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的存废问题引起了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论我国社区刑罚的改革与完善

社区刑罚,是对罪犯不予关押,而将其留在社区内接受教育矫正的各种刑事处遇措施的总称。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中关于社区刑罚制度的规定不够完善。为此,应改革管制刑,完善缓刑制度,健全假释制度,增设社区服务刑,创设刑罚易科制度。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程序保障——以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为视角

宽严相济既是刑法立法政策，也是刑事诉讼立法政策，刑事诉讼立法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较好地体现了宽严相济的要求。“宽”主要体现在大力推进非羁押措施的适用、完善不起诉制度、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建立未成年人犯罪从宽特别诉讼程序、增加社区矫正规定等方面；“严”主要体现在严格刑事强制措施、增设特殊侦查措施、律师会见权的限制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等方面。为了实现宽严相济刑事诉讼政策，必须转变观念，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遵循立法宗旨，细化立法规定；建构科学的办案考核机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行问题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一种基本的、应然的和系统的刑事政策,应由纸面上的法转变为行动中的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密切关系：刑罚结构的改变和刑罚的轻缓化是我国刑罚制度的发展方向;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注意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和修复性司法等等措施或制度的运用,并建立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运行中应注意相关具体的适用性问题。     

对扭送制度的若干思考

扭送即指公民将具有法定情形的人立即送交公、检、法机关处理的行为。严格来说,扭送制度虽然被置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刑事强制措施部分,但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刑事强制措施,而是我国法律赋予公民充分利用群众路线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一种手段。然而在我国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同时,“扭送”一词在实践中也存在被滥用的情况。我国扭送制度立法层面的缺陷以及实践中导致的问题应在立法中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司法一体化视野下之侦查功能研究

就侦查基础理论而言,侦查功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刑事司法一体化的理论基础是系统论。由于犯罪行为与社会越轨行为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刑事制裁法律体系以及行政制裁法律体系的具体适用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因此,侦查活动的结果直接决定了制裁系统的选择及刑事司法系统后续环节的启动与否,也决定了整个刑事司法系统的运作效果。     

反思与重构：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反侦查行为归责机制——以期待可能性为构建基础

反侦查行为的产生是人性使然。反侦查的归责机制可以分为并罚的反侦查、不可罚的反侦查以及从重处罚的反侦查。从重处罚的反侦查行为依据何在？是刑法直接规定还是由刑事政策所引导？若是刑法规定则应遵守刑法的规定,若是刑事政策所引导,那么其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人性则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对反侦查归责机制的探讨最终还是要落脚于如何完善整个刑事法治。从此着眼,需要建立＂国家.社会.人性＂三位一体的刑事政策模式,实现整个刑事法治的人性化引导。     

刑事政策考量下的刑法教义学应何去何从——本体论亦或规范论?

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刑法教义学是国家对刑事政策目的的反应,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应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德国刑法教义学以Roxin为代表的功能论因提出将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体系中而备受推崇,与之相对应的Welzel目的行为论并非忽略了刑事政策,其论证过程所基于的本体论更具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功能,故应在本体论基础上发现能更好地保障人权的理性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     

暂缓起诉的刑事政策与制度构建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是我国刑事政策的重大调整，暂缓起诉制度符合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非刑罚化的刑罚结构、区别对待的核心要求和促进和谐的终极目的。今后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应从适用条件、运作流程和监督机制三个方面构建我国的暂缓起诉制度。     

刑法中善意原则之检讨——以人本思想为视角

人性人道人权应在善意的引领下成为法律的核心价值内涵.法律对人行为的定性是一种价值评价,而这种评价的标准必须是一种善良的标准.人本思想应内化于刑法,人性本善应成为立法者的内心确信,人道的教育刑理论应作为刑罚支撑,而在人权保障方面应注重人主体的差异性与主观方面的道义性.在立法上主张善意的应然法思想,司法上主张法官的善意解释原则,刑法只有在善意原则的指引下,才能实现保障人权的法律追求,成为人类良知的法律保障.     

入世后中国刑法的调整与更新

为适应入世的要求,作为国家一项基本法律的刑法,也必须要从基本的价值理念到具体的制度,作一个全面的调整与变革。具体地说,在价值取向上,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成为刑法的优先选择价值。在刑事政策上,正确处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关系,科学划定犯罪圈;更新刑事处罚理念;以行刑社会化为指导,重构行刑模式。此外,在犯罪主体、犯罪类型及刑法条文结构等方面也要作相应的调整。     

刑法、理性与人权保障

启蒙运动开启了法律的理性纪元,从此理性作为法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表达了人类对安全、自由、平等、幸福、人权的渴望。法治是至今人类所能发现的较为理想的治国形式,因为法治符合人类理性。刑事法治是法治的应有内容,刑法制裁手段的两面性决定了刑法理性是刑事法治的应有品质,这一品质通过刑法立法、司法环节得到贯彻。刑法调控范围面与度的适当、刑法内容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理性司法即通过罪刑法定对司法权力进行制约,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     

论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中的宽严相济

我国刑法的金融犯罪构成要件存在缺陷,无法适应新形势下遏制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的需要,应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金融犯罪刑罚结构重新设计:一方面应当严密金融犯罪的刑事法网,严格金融犯罪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基于对刑罚权可能被滥用的警惕,设计相应的刑罚排除机制,进行适度的限制与节制,以实现刑罚的宽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