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事变与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

近年来,党史学界对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但大多忽视将两广事变与“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联系起来作历史考察。笔者认为,从两广事变发动之始,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十分关注,并将其作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契机,从支持事变发动到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中共完成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探讨两广事变与党的“逼蒋抗日”方针形成之间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     

毛泽东评价张学良送蒋返宁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一面通电全国,提出了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旨的八项主张;一面电请中共派代表团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为重,根据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及时制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参加调解谈判。经过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     

当前史学界研究“西安事变”情况综述

西安事变是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研究西安事变的专著和文章逐渐增多。随着西安事变研究的逐步深入,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处理事变的基本方针是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因而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时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为了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国内力量一致抗日而发动的。当时共产国际并不同意中共反蒋,而是认为不应该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中共中央从审蒋、除蒋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从国际环境和国内实际情况的双重影响下,最终采取联蒋共同抗日的方针,共同对抗外来侵略。     

论共产国际与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和实施

共产国际从1936年提出"三五草案"直至发出给中共中央的"八一五"指示电,最终确立了"联蒋抗日"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共提出了"逼蒋抗日"方针,并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此后,国共两党开始展开谈判,促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功不可没——日本学者高度评价张闻天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是日本西安事变史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几十年来,日本学者曾查考大量中外资料加以研究,希图寻求到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问题的真蒂,然而,收效甚微,以致使这个问题成了日本西安事变史研究中的“岩礁”。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有关西安事变的档案史料也不断公布,这就为日本学者研究这个问     

浅谈西安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蒋介石“剿共”政策不变，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国内外反应不一。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国民党内部亲日派与亲美派争斗十分激烈。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一个口号改变的曲折过程-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口号是“抗日反蒋”。而西安事变的发生,促使中共在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中,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审时度势,调整方针,毅然改“抗日反蒋”为“联蒋抗日”,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可能。     

对西安事变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首倡者是谁的问题在研究西安事变的论著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没有主见,束手无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主要得益于中共.另一种观点认为,最早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不是中共中央,而是张学良.还有人认为最早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既不是中共中央,也不是张学良,而是冯玉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到底是谁呢?     

解方将军与“兰州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兵谏”——西安事变。这次事件,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副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结束10年内战局面,产生了重大作用。但是人们在谈及西安事变的时候,大都忽视了与西安事变一脉相承的“兰州事变”。其实,兰州事变作为西安事变的续篇,在中国革命史上,也应有其光辉的一页。     

审时度势的革命家——西安事变的张闻天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2月1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讨论西安事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多数人的意见是主张“除蒋”、“审蒋”,而张闻天则比较冷静,他的发言提出了对事变方针的初步意见:对蒋系势力“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尽量争     

试论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在西安事变初期阶段中的实践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停止“剿共”,实行联合抗日政策,奠定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基础,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使中共在沉寂多年后重新登上苏区以外的政治舞台.本文以西安事变的发生到“保蒋安全”阶段为节点,对多个主体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反应和周恩来在其中的斡旋调停作一梳理,并分析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在西安风暴中心的实践特点.     

中共与西安事变关系研究的四大焦点

近十多年来,西安事变的研究出现了众多成果,在史实分析和方法运用上都有重大突破。因为史料的掌握、历史观的立场等原因,在中共与西安事变关系的研究中形成了不少热点和难点问题。梳理起来,主要为4个方面: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发动,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中共事先是否知晓;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决策转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谁先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谈判问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周、蒋会面谈判有几次;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问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周恩来是否知晓并同意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去南京。     

中共处理西安事变决策的变化

陈公博在《苦笑录》中曾经提到：“中国现代史上有两个谜题，一个是究竟起因为何的中山舰事件，一个是如何结束的西安事变。”中共的决策，如何引导了西安事变由审蒋走向释蒋，一直迷雾重重，耐人寻味。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在中国共产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参与决定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而且在紧急时刻亲赴西安,同周恩来等现场作出重大决策.在此过程中,张闻天恪尽职守,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重要贡献.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两条方针之间的差异辨析

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一致都赞成和平解决。然而两条和平解决方针在对事变本身的性质、发生事变的原因、是否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事变发生后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态度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则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各自提出方针的出发点不同。     

周恩来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之一。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转折。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     

西安事变前后的彭德怀和任弼时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方面,而对其军事方面的活动及其作用论及不多。本文拟对彭德怀和任弼时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主要军事活动加以考察,以求探讨中共在军事方面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起的重要作用。一 1936年11月26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彭德怀、任弼时分别为中国工农红军     

舆论导向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而当时国内外的舆论导向对张学良“放蒋”乃至“送蒋”决策的做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西安事变犹如一声惊雷，震动了国内各个方面。各个政党，各种利益集团从其不同的利益、立场出发纷纷发表了自己的主张，对事变做出了不同的反应。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３日，南京《中央日报》刊发了国民党中央当局的决定：“……张学良十二日通电叛国，殊深痛恨。……当此外侮紧急，剿匪将竣之际，竟劫持统帅，妄作主张。该员……形同匪寇，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法荡纪。张学良应先…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蒋介石政策演变之我见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蒋介石政策的演变,史学界一般划分为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三个阶段。其时间划分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6年5月5日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前为抗日反蒋阶段;从1936年“五五通电”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为逼蒋抗日阶段;从西安事变至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联蒋抗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