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论"历史周期率"的规避路径

能否规避"历史周期率",是一个关系国家存亡与兴衰的根本性问题.毛泽东为新中国规避"历史周期率"指明了一条民主建国之路,邓小平则从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监督执政的视阈,探究"历史周期律"的规避路径,构建起破解"黄炎培难题"的理论体系框架,为今天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话语创新:获得群众拥护、国家治理有效

把获得群众拥护、国家治理有效，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关于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话语创新，是对西方政治学“合法性”“有效性”概念的扬弃。通过民主新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真民主，实行真监督，党获得群众拥护；通过自我革命，确保“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国家治理有效，党获得群众拥护，跳出历史周期率。     

转型期执政党合法性的价值取向及重构路径

执政党合法性指的是民众对执政党的拥护、支持与认同.转型期执政党合法性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迁,和谐、民主、法治、绩效、创新和人本成为转型期执政党合法性的基本价值取向.基于这些价值取向,应从提高执政的有效性、创新和发展意识形态、健全和完善相关制度、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党社会化程度等路径重构转型期执政党合法性.     

依法执政:现代政治合法性对执政方式的必然要求

合法性对任何政治体系都是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源,执政党的地位与效率往往取决于其合法性状况。在现代民主社会的背景下,执政党合法性有赖于意识形态与执政的有效性,同时在执政方式上依法执政的选择也是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中国政治发展与合法性资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极大地激发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在巩固执政合法性资源上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增长与意识形态一起,共同构筑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合法性双保险。进入90年代以后,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注重开拓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先后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迈进21世纪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新阶段,执政党和政府仍然需要进一步开拓和巩固执政合法性资源。只有不断完善法治政府和民主政府的制度构建,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模式转换与演变

毛泽东与黄炎培延安“窑洞对”中关于摆脱历史上执政者兴衰成败怪圈的问答,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执政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原点.尽管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模式呈现出变迁、丰富和发展的轨迹,但总体上沿着三条脉络展开:一是在“民主”的基点上,升华为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前提条件,以人民当家做主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基石；二是在“人民监督政府”的基点上,发展为以健全公民权利为主线来丰富和完善人民当家做主的实践形式和渠道,解决执政者与人民之间权力的授予与监督的问题；三是跳出“历史周期率”从“民主”和“人民监督政府”两个基点逐步走向对党的执政规律的全面探索,形成了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为主题,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的实践成果.     

论中国特色“党社关系”建构的政治合法性逻辑——以历史合法性与现实合法性为视角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资源,因其自身革命理念的巨大惯性和执政之后的意识形态趣尚,被"代入"到和平建设时代,一直在现实社会与政治生活领域践行其"剩余价值",发挥其剩余效力。由于历史合法性资源本身固有的时效性和易耗性特征,使得寻求现实合法性资源,进而谋求现实合法性与政治认同,以便补充历史合法性在现实时空的持续性消耗,成为执政者所面对的必然的历史选择。党的现实政治合法性诉求,对于执政党的党社关系建构理念的逻辑要求,是基于现代化建设之现代性视阈,从革命化的"阶级思维"转向社会性的"阶层思维",从"阶级化社会观"转向"阶层化社会观",以寻求其社会基础的更加广泛的拓展空间。而执政党的现实合法性资源获取路径,也宜顺应社会发展的阶梯式步履进行代际转换,在保持"经济绩效合法性"的基础之上,向着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绩效合法性"升级,并最终走向以自由、法治和民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旨的"政治绩效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政治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问题。合法性体现一种价值判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严惩腐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依法治国

任何政权要巩固执政地位,实现社会长期稳定都离不开强有力的执政合法性支撑。不同政治语境下,执政者获取政权的方式决定了执政合法性的最初来源及再生产机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源于其成功革命的历史功勋,是一种经验型的事实合法性。经验型合法性模式的时效性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以为长期执政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执政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几经调整,呈流变演进态势;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于新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在坚持基本的合法性生成模式的同时,与时俱进,进一步扩充合法性资源、丰富合法性话语之体现。     

执政能力的测量及提升

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量指标包括执政党所执掌政权的合法性与支持度、执政党执政之法律与制度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以及治理社会的高效率与低成本。一般说来,影响执政党执政能力提升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价值理想目标体系的科学化水平;第二,运作的制度化程度;第三,组织系统的开放程度。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可从三方面入手:第一、大力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第二、对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系统进行确当调适;第三、党的政治理念应向现代治理理念转变。     

和谐社会的构建:从伦理中轴到制度中轴——论扬弃和超越儒家和谐治理观

儒家和谐治理观对历史中国和现代东亚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可以为当今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但由于其存在着以伦理为中轴、制度性资源太少的根本性缺陷,不能作为解决当今社会政治问题的现成方案。欲实现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必须扬弃和超越儒家和谐治理观,走出重“政治人”建设轻政治制度建设的历史误区,开辟一条靠制度执政、靠制度治国的新路。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核心是民主与法治,其中又以党和政府的制度改革为重点。     

新中国70年机关事务治理的制度变迁: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考察

机关事务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机融汇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叙事之中。如何理解我国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历史变迁,是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我国的机关事务治理从以"后勤服务"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传统机关事务管理向以"运行保障"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现代机关事务治理转型,经历了雏形渐成、改革发展、深化改革三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机关事务治理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背景、政治变量、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的"混合体"模式深刻影响着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变迁历程,国家治理范式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则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所在。展望未来,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要正视新时代赋予的新要求,加强制度创新消解路径依赖逆向张力,推进机关事务治理职能法定化,完善多元协同的机关事务治理模式,从而推进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Virtue,Law and Chinese Political Tradition: Can the Past Predict the Future?

This paper intends to build a case for a third alternative that can reconcile the two opposing views of democracy, i.e., the consensual vs. the adversarial, through a reexamin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The paper links the rule of virtue with consensual politics, and the rule of law with adversary politics, By focusing on the roles of virtue and law, and their importance to the acquisi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riginal and utilitarian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paper proposes a hybrid version of democracy that will continue the dualist political tradition while enabling necessary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走向服务政府:洛克有限政府理论及其启示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洛克有限政府理论在保护公民权利、实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等方面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有限政府不一定等同于服务政府,在面对不同时期、不同国情下的市场失灵问题以及权衡德治与法治、自由与平等、作为与不作为等现实问题时,有限政府理论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而服务型政府必然是一个有限政府,洛克所提出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以及权利让渡所构成的有限政府理论,对于新时代构建服务政府仍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

历史政治学的提出引发了中国政治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新型研究路径的历史政治学不但具有客观的分析主义特征,而且和其它政治理论的研究路径一样,还具有鲜明的功能主义特征。历史政治学首先回答了政治理论的知识来源问题,从而为建构中国自主性政治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可能。基于政治学取向的政治史研究有助于避免因“文化转向”而导致的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这意味着历史政治学研究既追求“真相”也关怀“真理”。历史政治学的知识功能自然有其政治实践价值,那就是为治国理政提供历史解释与现实论述,并为认识合法性政治提供一套不同于理性人假设的历时性方案。     

以党务公开迈向权力文明之路

党务公开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是走向权力文明进而促进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党务公开的实质是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其目的是增加党内工作和党内生活的透明度,保证广大党员的主体地位和知情权,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封建官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党组织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以传统管理方式和经验从事党务工作以及上下级党组织党务公开互动管道不顺畅是阻碍党务公开和权力受监督制约的重要因素。只有以党内民主的文化价值观颠覆和清除封建官本位的文化价值观,正确认识和协调好党组织自身利益与广大党员以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关系,将党务公开的经验管理和常规管理转变为信息管理和科学管理,畅通上下级党组织党务公开的互动管道,才能以权力文明促进党内民主发展和政治文明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执政方式的完善

执政者是国家治理中最为关键的能动者,其执政方式的合理与否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效果,也关系到执政者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因应着现代化的需要不断进行着自身的现代化。党的执政方式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深受党的革命历程和成功经验的影响。党建立新中国后,开始在自己创建的国家治理体系中进行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探索,当下正进行第三次现代化的探索,要根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抓住关键环节,加以改进和提高。     

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推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概念,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治国理念的核心思想,也预示了未来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角度予以解读,并从国家运行“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平衡、国家“上层制度”和“基础制度”构建、国家治理“传统方式”向“现代方式”转变的角度,说明国家治理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认为把“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作为施政理念,表明了执政当局对现代政治文明核心价值的认可,表达了执政党把中国送入法治轨道的意愿和决心。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征服困难的历史经验及其时代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书写出一部领导人民群众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不断征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中创造伟大历史成就的光辉史诗。在与困难作斗争的艰辛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定地依靠和团结人民群众,在困难中独立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在革命性锻造中使党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总结和继承党领导人民群众征服困难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把历史上党领导人民群众征服困难的经验转化为推动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强大力量,在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重大成就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