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时代之需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内容。我们都知道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导致不稳定,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基层治理面临着社会流动性增大、社会异质性增强、社会观念转变等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引起我们对基层治理问题的关注和重视。推进城乡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无疑对化解城乡社会融合问题、增强基层组织的领导力、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时代意义。     

治理视域下“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实践机制与完善路径——基于赣南G村的田野调查

“第一书记”制度是传统时期干部下乡制度的延续。在扶贫阶段,主要从资源的视角对“第一书记”制度展开研究,在治理转型的背景下,从治理的视角重新定位和阐释“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逻辑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治理视角强调“第一书记”制度作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发挥资源输入、组织培育、制度引入和文化建设等多元治理功能,其实践逻辑表现为角色定位清晰化、功能发挥多元化、职责边界有限化。“第一书记”制度应该从顶层设计、基层组织和村庄社会这三个层面来完善。为进一步激励制度活力“第一书记”制度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内在衔接性,表现在其与转型社会的契合性和与治理现代化的亲和性两方面。由此,“第一书记”制度和第一书记可以作为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载体和治理抓手,在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自主与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逻辑与模式

伴随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各地探索出不同形式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形态,表现出了独有的治理特征与差异化的参与模式.借鉴嵌入自主性理论,从社会组织而非国家的"自主性"与"嵌入性"两个属性着眼,构建一个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分析框架,将社会组织的参与模式分为基层自治型、协同共治型、行政主导型等三种有效治理模式,并运用相应的实践案例对其解释力进行分析.由此探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何以能够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共生,并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提出不同参与模式可能发生的类型变迁及相关治理建议.     

基层治安治理中的“情治”逻辑及当代价值

情感治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的双重属性,是适用于当代基层治安治理的一种范式革新。情感治理深刻依附于传统中国乡土场域之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映现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所内蕴的情感脉络。传统乡土中国的情感治理主要从乡村共同体的情感搭建、基本生产生活单元的情感塑造和乡里个体的情感锤炼三个层面展开,将基层百姓纳入礼法秩序并使其共同参与构建基层治安治理结构。情感治理嵌入当下基层治安治理实践,需要调和柔性情感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张力,培育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化、制度化情感,推进治理共同体由松散连结向有机团结转变,激活教化功能以平衡情感供需关系,弥补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治理缺陷,实现基层治安治理的精细化、规范化和人文化。     

多元如何共治：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基于东莞市横沥镇的考察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可以有效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拓展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空间。通过对东莞市横沥镇这一本土实践对象进行考察,从关键主体、工具支撑和治理目标等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主体—工具—价值"分析框架,描绘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实图景,阐释多元如何实现共治问题。研究发现,新时代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主要是围绕"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理念,推进异质性多元主体间的责任框定,构筑互动尽责的协同创新支撑保障,形成公共精神价值重塑与成果共享,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为理解现实中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社区行政化与街居治理共同体

社区行政化具有复杂的实践内涵,"过度"和"不合理"的行政化对基层治理具有消极影响,合理的行政化则是基层治理的组织属性和治理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居体系在应对包括行政任务在内的治理实践中结成分工协作的"街居治理共同体",通过"应付—默许策略""适度博弈策略""梯度治理机制"等内在机制共同完成基层治理。"街居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是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结果,是基层充分进行组织动员、资源动员和社会动员,合理配置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简约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治理,同时策略性地规避风险的运作机制。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并非简单化的去行政化,而应以强化基层积累非正式治理资源的能力为基础,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新时代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路径探析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在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需求下，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描绘出了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推动基层党的建设的具体路径，诠释了党领导人民推动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宗旨目标。剖析当前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聚焦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对探究新时代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路径有着重要意义。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须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农村基层治理“领头雁”的引领力；加强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主心骨”的凝聚力；加强制度建设，不断激发农村基层治理“排头兵”的爆发力；加强能力建设，不断赋能农村基层治理“主力军”的战斗力。     

主辅结构与模糊化运作:城市社区的简约治理机制

社区治理实践中的多元主体并未出现"共治"格局,而是呈现主辅关系。主辅结构及其协作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基层治理中的简约主义原则的延续和发展,奠定了当下社区简约治理运作机制的基础。社区简约治理运作机制可以概括为"模糊化运作",包括模糊化分工、人情化动员、梯度化资源配置与柔性化权力运用等主要策略,是社区主辅结构在简约治理中的主要运作逻辑。陌生人社会和去政治化动员是社区简约治理演变的主要特点,并由此形成社区风险规避、选择性应付和去群众化的困境。其根源在于基层组织脱嵌化,这将透支简约治理赖以维系的社会性资源,社区治理演变成少数人的游戏,简约治理最终解体。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方位与路向北大核心

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指引。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方位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性决定的:一是基层治理在超大规模单一制国家结构中的基础地位;二是基层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即通过从中央到基层底部“纵向到底”的治理体系,将所有人都纳入国家组织体系中,并以为每个国民提供良好的服务获得国家认同。二是基层社会自我治理的现代化,即通过建立具有现代指向的“横向到边”的社会自我治理体系,促进社会成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三是在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中,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向。     

基层社会治理: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社区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社区的善治就成为新时代的必须。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与困惑参半,其有限性在于它虽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国家与社区个体的联结,却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重建社区的内部联结。只有根据网络逻辑再造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生活空间和科层组织的合作系统,避免成为既有科层组织的延伸和附庸,才能克服网格化管理自身的局限性。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变,意味着"一元领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重新明晰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权、责、利边界,构建平台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网络,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为社会力量赋权增能,把"原子化"的居民组织起来,使基层社会形成一个有自治能力,能够互助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枫桥经验"中的本土文化传统及其对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基层社会的有序治理是夯实治理基础,推进新时代治理现代化稳步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乡村出现的"空心化"、人才流失、治理失序等问题,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更加充分和平衡发展的"拦路虎"。当前,围绕基层司法治理的实效性,梳理"枫桥经验"中蕴含的"无讼""自治"以及"实体正义导向"等本土文化传统,实行以人才"供给侧"改革为核心的乡村建设,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优化基层法治的治理路径,统筹培育多元主体共治的现代法治格局,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更是弘扬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应有之义。     

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以特大城市上海为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场域表征为响应度低的流动人口、关系疏离的陌生人社会、网络业态的社会组织、阶层族群的理念分割、职能同构的科层压力、智慧社会的数据治理。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创新主要是顶层设计系统科学、社区委员会共建模式、"三元复合"共治模式、"1+1+X"共商模式、"老乡管老乡"维权模式。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的上海经验主要在于:强化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倡导协商民主,促进选举民主;培育社会力量,推进协商法治化;创新协商模式,完善基层共治;推进数字治理,提高协商能力;厚植协商文化,推动法德融合。     

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评估与提升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是重要基础。社会治理能力作为反映"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现状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测度指标,极为重要。在此背景下,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及其评估逐渐成为学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立足于新时代我国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在借鉴迈克尔·波特"五力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评估模型,通过对18个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评估,揭示其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的成因,提出我国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分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可知,困境主要源于基层党组织无法完全满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基层政权与群众自治组织关系失衡、群众自治组织活力不足、治理主体法治精神薄弱、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引领有待加强。因此,需巩固和加强党对基层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全面领导、进一步促进党的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共融共生、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持之以恒地在城乡社区厚植社会主义道德土壤,形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城乡比较——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

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仍面临适应性困境。为应对社会基础的结构性变迁,“枫桥经验”正在积极顺应城市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治理内涵、治理空间、治理功能上不断拓展完善。基于场域理论,从治理资源、关系结构、治理空间、制度供给的角度界定城市和乡村基层治理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适用差异,进而提出新时代在城市基层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优化路径,以期在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调适与弥合：基层“缝隙治理”中的政策执行研究

中国基层政策执行是在国家与社会间的缝隙场域中发生和推进的。在这一背景下,既有研究强调的简约治理或复杂网络治理都难以有力地解释政策的有效执行。在环境压力和组织资源约束背景下,基层政府在时间、空间和政策过程维度上发展出政策执行的各种调适机制,即借助日常与重要工作的共存、督察与迎检的联结、政策执行与考核的融合,来缩小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在发展、治理和政策上的差距,进而弥合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缝隙。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组织与环境间张力拉紧,政策执行的弥合作用相应消减。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还需借助基层“松散关联型”治理结构缓解政策执行压力,促进党建引领下各类社区合作组织对于社群合作的引导,形成一种松弛而整合的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     

习近平基层治理观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基层治理观是习近平对基层治理的根本观点和看法,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习近平立足当前基层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创新性地回答了在基层治理中"谁治理""如何治理""依靠什么治理"等一系列问题,明确了基层治理必备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保障,进一步厘清了基层治理观的理论逻辑,推动了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习近平基层治理观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简约治理走向科层治理:乡村治理形态的嬗变北大核心

中国的乡村治理在古代与近世一直延续着简约治理传统,近年来则逐渐走向了科层治理的形态。本文聚焦于村级组织的结构性处境及其组织制度和治理机制的调适,尝试探讨简约治理向科层治理嬗变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简约治理根源于有限的国家财政能力和内生的乡村共同体秩序维系能力,这样国家凭借疏放性的权力介入就可维持基层秩序与政治整合。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农民非农化与社区“去公共性”,村庄共同体的总体性支配逐渐式微,地方权威日益消减。与此同时,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提升与国家民事职能的扩张,大量的公共品与公共服务进入乡村社会,基层政权正努力构造一个更加职业化的村干部队伍承接这些职能,并以制度化的科层监督使村务工作日益去人格化。由此,中国乡村简约治理的时代或将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科层治理的兴起。     

面对社会重组的乡村治理现代化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党的十九大确定了"治理有效"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正在发生的乡村治理转型,受国家能力、乡村体制和基层社会三重因素的影响。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上述三重因素的匹配程度。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保持着"简约治理"     

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和展望——以攀枝花市东区大渡口街道社区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根基在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在基层。唯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扎根基层,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基层治理创新方式需要从制度、群众需求、法律等几个方面入手,才能实现基层治理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