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域下政府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意识形态问题已延伸至网络领域,网络空间在为公众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各种非主流、反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生与传播提供渠道,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场域中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需要予以有效回应和处理。基于该出发点,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分析当前政府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面临的风险,指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散化需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活力、转变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思维、加强政府内部组织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研析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事件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考验国家治理能力,极易引发舆论风暴,这是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风险的衍生逻辑。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与真相调查的"过程性"、突发公共事件的"公共性"与矛盾斗争的"潜在性"以及突发公共事件的"破坏性"与国家治理的"复杂性",使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更加困难和复杂。为此,需要构建权威人物权威信息有效供给机制、领导干部危机处理能力提升机制、突发公共事件公众心理预警机制,以防范和化解主流意识形态风险。     

祛魅与超越: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

网络空间作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最大的风险源点。由此,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也必然成为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内容。要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立足国家安全、政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战略高度把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重要价值所在。面对意识形态在网络时代呈现出来的技术逻辑下的权力风险、精准推荐下的算法风险、数据迷失下的价值风险,必须重视创新以增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主导权与话语权、提高能力以激发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健全机制以打造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安全网和保障网,从而有效防范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维护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和政权安全。     

党领导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显著优势

<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领导核心优势、强大政治优势、历史主动优势和人民立场优势,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塑造坚强的领导核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安全稳定的网络舆论环境。     

论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新时代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立足总体国家安全事业发展高度,精准科学研判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风险,构建"大安全格局"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治理体系,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中的地位更加鲜明、更为巩固。     

新时代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思考

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反映并代表国家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念系统,其核心内容主要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新方位,面对现实生活中多元化社会思潮的纷争以及由此带来的冲击,要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就必须从捍卫国家政权安全与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着重从提升党建质量、紧扣中心工作、改善网络治理、坚持价值引领等方面出发,全方位构筑新时代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屏障。     

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的三层次指向

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从基本理念到具体方法进行全方位的创新。宏观层面要调整创新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理念,树立以群众为中心、开放包容、有所作为的基本理念;中观层面要坚持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与强化网络伦理教育相结合,发挥互联网自组织功能,加强行业自律性,坚持依法治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化;微观层面要改进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变宏大叙事为日常生活叙事,变自上而下的灌输为平等对话,变系统传播为微传播,变"话中有话"为直接有力的表达。     

大数据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大数据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复杂局面。意识形态治理既包括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治理,进而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防止主流意识形态的失真与虚置,也包括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治理,让非主流意识形态维持在法治的限度之内,防止非主流意识形态极端化和相互妖魔化。意识形态治理应充分利用好大数据,提高意识形态治理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有效性。排除对意识形态治理的盲目性和主观性。防止意识形态治理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双重风险,使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引导力、震慑力和控制力。     

我国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表现、特点、原因及防范对策

科技领域风险是我国当前重点防范化解的重大风险之一。我国科技领域重大风险来自国际、国内和科技自身三个方面,具体而言主要有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风险、新兴技术广泛应用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科技走向国际市场遭受政治打压的风险三大类,这三大类风险表现形式多样,具有必然性、政治性、复杂性、难控性、两面性的显著特点。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形成主要有外生性、内生性和自生性成因。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必须针对风险生成原因,采取有力举措:一是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着力防范化解“卡脖子”风险;二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着力破除产生科技风险的体制机制因素;三是加强科技安全治理,提高科技风险治理水平,着力防范化解新科技应用带来的风险。     

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百年历程、经验及启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强化党的领导和推进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强支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实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后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新时代以来通过深化思想建设与体制完善不断推进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的科学化。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辩证统一,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始终坚持宏观把握与微观治理的辩证统一,始终坚持思想建设与制度防范的辩证统一,始终坚持依靠人民与发动人民的辩证统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现实启示在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全面领导机制、理论引领机制、协同参与机制、评估预警机制、责任落实机制和开放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提升重大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为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夯实根基。     

探析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要矛盾及其化解路径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其实现过程包含多种矛盾,由于各种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科学分析意识形态领导权实现过程中的两大主要矛盾,即个体意识与意识形态的矛盾,科学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形态的矛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网络环境特殊性对两大主要矛盾的催化作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切实满足人民的需求、实现理论宣传大众化、建立人民的诉求表达机制来化解网络对意识形态与个体意识之间矛盾的催化作用;通过加强监管、推进制度建设科学化、跟进补充真实信息来化解虚假意识形态入侵在网络中呈现的复杂局面,以求实际有效地进行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     

论中国共产党对防范化解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的基本认识

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意识到了治国理政实践中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经过充分酝酿提出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科学命题,经过丰富实践形成了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基本判断。目前,我们党所面临的意识形态重大风险有可能正处在从"不断积累"到"集中显露"的阶段,意识形态风险与其他风险很可能"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未来一段时期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点是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为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要把坚持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根本政治前提,要增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战略主动性,着力提升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党员领导干部的综合能力。     

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的整体性逻辑北大核心

从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来看,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在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多源性与联动性交织的整体性特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也就成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主要方法与关键环节,从而达到凝聚民心与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的意识形态工作目的。意识形态风险的整体性特点也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性,即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需要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谋划意识形态工作策略,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提高意识形态工作实效,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统合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建构起意识形态工作总体格局。这就形成了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怎么认识—怎么处理—怎么做好”的整体性逻辑理路,充分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结合的意识形态工作特点,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复杂性科学视域下利益冲突的防范与治理

复杂性科学实现了对传统科学思维范式的超越和革命,运用复杂性思维方法审视利益冲突诱发原因、主要表征和治理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利益冲突的复杂性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利益冲突主体的不确定性,二是利益冲突形式的多样性,三是利益冲突发生领域的多层次性,四是利益冲突发生环境的生成性。有效化解利益冲突,建立行之有效的利益冲突干预机制单用线性方法、略去非线性因素、用模型去描述、做局部先行处理是不可行的,需要用无序思维、分形思维和生成思维重新构设利益冲突防范与治理机制。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机制探究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效的冲突治理机制是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在"合作互惠,协商共赢"之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理念重塑的新思维下,着力从内部机制建设、外部机制建设以及内外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多管齐下,切实构建起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新机制。其中,内部机制建设注重纵向层面上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风险预警、沟通交流、利益整合、技术支持和学习机制等;外部机制建设侧重横向层面上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外部扶持、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第三方干预、争议事项裁决与制动机制等;而内外联动机制建设则聚焦于纵横层面的协同整合,涉及不同社区、城市甚至国家之间的互动机制。     

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及对策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当前,我国网民规模已达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较量逐步向网络空间延伸,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日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构建中的重要一环。深刻分析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隐患和主要成因,提升境外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化解能力,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网上政治安全的重要举措。     

网络意识形态的感性化传播机制及其治理逻辑

网络社会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机制,网络意识形态的感性化传播已经成为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议题、算法与编码的资本驱动,媒介、网民与社会的主体互动,技术、文化与权力的现实运动,凸显了网络意识形态感性化传播机制的重大变化。网络意识形态的感性化传播通过"质询、赋权、资本运行"的方式影响着社会价值体系和权力结构,并日益成为关乎社会治理的重大现实问题。鉴于此,优化议题设置模式、完善网络制度建设、构建媒介素养教育、拓展文化传播渠道是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路径。     

同心圆论域下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科学论断,界定了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建构性要求。同心圆论断与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论题交集,既彰显了同心圆论断的开放性与生命力,又凸显了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紧迫性和趋向性。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网络和社会存在负面因素的立体叠加和混合强化,以及内隐的网络意识形态向心力减弱和离心力“高势”。应该运用同心圆理念和方法,把握“圆心、核心圈、圈层、力道”的全要素解析和结构性实践,不失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一条现实进路。     

风险社会中的问责机制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现代化的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均伴随着社会风险的产生,当代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时期。风险社会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与"人为制造不确定性"特征,使得风险责任主体虚置、事实模糊、依据缺乏、问责无据,这也加剧了社会风险的蔓延。在风险控制中,必须以风险社会复合型治理模式为指导,确立风险社会中的复合型问责机制,公平合理地分配风险责任,才能形成有效的风险化解机制。     

社会组织参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风险与化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角色和职能。然而,社会组织在参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包括委托代理风险、腐败风险、信任与认同风险、地方文化冲突风险、信息安全风险在内的多重治理风险。这些治理风险因素的消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旨趣。基于此,从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社会治理环境特殊性、法律和监管阙如多个角度分析了上述治理风险的现实诱因。同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化解思路,包括提升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监管体制以及构建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组织合作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