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理论依据、实践指向与实现条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论断。这一论断进一步澄清了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有其内在的理论依据,可以从"多""高""深""先"等层面来认识和把握。明确提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表明在管党治党实践中,依法依规管党治党将是党的建设的新常态、党纪国法是对党员干部和党的各级组织的硬约束、党员干部必须进一步增强规矩意识。实现"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要求必须有相应的支持性条件,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法规制度执行、塑造党内制度文化。     

第五次宪法修正案蕴含的党规与国法关系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大制度支柱。第五次宪法修正案是新时代优化国家治理结构的一次重大宪制变迁,必然会涉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了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为处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提供了思想指导。"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形塑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党的领导"领域的交叉关系,即国家法律抽象确认与党内法规具体规定。国家监察机关的创设催生了党规国法衔接协调的新机制。党政联合制定混合性党规体现出党规国法的"一体关系","留置"取代"双规"等法治先行先试路径彰显出党规国法的转化关系。     

建立党的量纪标准问题初探

就全党说,重要法规有《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章规定了党内生活和党的活动的基本原则,是党的“根本大法”,是“母法”。《准则》是党章的重要补充,也是党的重要法规。但是,我党缺少阐述党内生活各方面具体制度的“子法”或“部门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党规党法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党法关系是中国法治的核心问题,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则是党法关系的基础性问题。从性质和定位上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属于"软法"与硬法、社会法与国家法的关系。从外在特征上看,二者既有经济基础、阶级意志、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又有制定主体、表现形式、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实施方式和保障力量等方面的区别。从效力上看,党领导立法与法律优先原则辩证统一,党内法规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党规严于国法。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应当以宪法为统率,通过立法权限界分、立法规划、备案审查、法规清理、立法后评估等制度机制加以保障。     

邓小平的党章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邓小平在主持制定、修改党的八大、十二大党章中,确立、形成了执政党党章思想。其核心观点是: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群众路线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要从根本上保证党章发挥应有的效力等。这些思想对健全党内法规体系,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依法执政,严明党的纪律、强化监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视域下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三维论析

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党内法规制度是党内治理现代化的主要载体。新时代以来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党理念和实践在政治、法治与文化三个维度上的现代性进步。政治维度上,廓清了以制度治党通向现代政治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机理;法治维度上,昭示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法治要义;文化维度上,蕴含了"民本""德治""礼序"等传统思想融入现代"党规之治"的文化历史逻辑。三个维度间平衡、协调与统一的"三位一体"关系,是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一步努力的目标方向,也是在此过程中处理党内法规体系解决诸多现实问题的价值尺度。     

“党内法规”的历史变迁与制度演进

“党内法规”的概念表述由来已久，在党的建设的不同阶段，其制度演变呈现出不同特点。从概念生成来看，党内法规深植于党的历史发展进程，经历了“党规”到“党内法规”的语词变化。但就制度演进而言，党内法规的历史变迁又不完全契合党领导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历史分期，更适宜被划分为“概念实用”“约定俗成”“制度规范”三个阶段，并体现出相应的时代价值。“概念实用”揭示了党内法规的原初语境和制度初衷，“约定俗成”彰显了党内法规概念统一和制度初创的过程，“制度规范”则确保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稳定成型和健全完善。这种三阶段的划分，更能凸显党内法规的制度演进史。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需要严、实、准、新

<正>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进一步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对我们党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着重大意义。如何落实好这一党内法规,严肃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将是各级党组织面临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严"字当头1929年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反对党内主观主义错误时说:"纠正的方法:主     

党内法规体系的理论建构

<正>一、党内法规体系的目标设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相似,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的形成也是有意识有计划地建构而来。事实上,党内法规体系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相关联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党内制度建构也同样需要向体系化迈进。2006年1月,在十六届中纪委第六次会议上,胡锦涛就指出,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     

“单向协调”与“双向衔接”:党规与国法关系的基本遵循与实现路径

协调与衔接分指两个不同层次的要求,协调是基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要求党内法规具有"合法性";衔接是基于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强调党规与国法动态调整过程的系统性、连贯性。"单向协调"与"双向衔接"是处理党规国法关系的基本遵循,前者指党规在内容上不与国法相抵触,后者指党规在制度上同国法相互承接。实现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协调与衔接应根据功能适当原则,在合理划定立法与立规界限的基础上,重点通过前置审核与备案审查机制实现二者在内容上相互协调,通过立法与立规统筹规划以及意见征询机制实现二者在制度上相互衔接。     

和谐视野中党的制度建设初探

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新课题,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写入。"党内和谐"概念的提出是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在党内和谐的框架内,制度建设在其中起着基础性和保障性作用。增进党内和谐、建设和谐政党,必须首重党的制度建设。     

论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的构建

"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的概念早在中共中央1990年7月31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中即被明确提出,但是并未加以界定和展开,特别是没有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得到运用。但是,随着党内法规制度"1+4"体系一些问题的日益凸显,把"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列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并赋予其应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为此,要正确认识设置"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的必要性,明确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的基本构成,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是最主要的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而配套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和地方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要看到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在引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和原则,规范党内法规制度的制定、修订和清理工作,协调不同党内法规制度之间关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略论加强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党的建设

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提高高职院校党的领导能力的根本保证。把制度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贯穿于党在学校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始终,不断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和党的领导的规范化、制度化,为新时期加强高职院校党的领导能力建设提供重要保证。     

当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研究:反思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对于全面从严治党,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实现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党内法规研究引起了政治学、法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等多学科研究者的兴趣与关注。基于CNKI数据库的知识图谱分析,发现党内法规研究多集中于党史党建、法学、马列、科社等领域。研究论题主要包括"党内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党法"概念合理性的争论,党内法规的法律性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研究,以及党内法规体系构建与执行等方面。党内法规研究存在理论视角局限、研究方法单一、研究内容不深等问题。因此,需要丰富理论视角,运用跨学科研究,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及拓展深化研究内容来提升党内法规研究品质。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倡导者和推，行者。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命题。     

信访工作党内法规制度研究——兼议党领导信访工作的制度化与法治化

信访工作党内法规制度是党领导信访工作百年历史经验的凝练与升华,也是新时代实现党领导信访工作制度化与法治化的基础与保障。作为信访工作制度体系二元法治架构的重要一维,信访工作党内法规制度发挥着巩固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地位、规范和改善党对信访工作的系统领导行为等重要作用。通过分析中央层面30件信访工作党内法规制度发现:在形式上,呈现制度框架虽已形成但网络尚未密织、制度板块相对集中但形态仍显青涩、制度领域交叉耦合但时效较为滞后三大典型特征;在内容上,存在以侧重联合发文的规制规范方式以实现"诸访交融"、凸显反腐治理的制度功能叠加以实现"纪访衔接"、明晰权利救济的制度界限划分以实现"诉访分离"三大显著优势。面向未来,信访工作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应坚持"党内立规"与"国家立法"两措并举、确保"静态网络"与"动态实施"双效兼顾,适时酝酿出台《中国共产党信访工作条例》并辅之以横纵贯通、上下协调的配套政策,加强党对信访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并密切党规国法内外衔接,同时密织信访工作党内法规制度网络、优化信访工作党内法规制度实施机制,将党领导信访工作的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信访治理效能。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的几点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对于进一步有效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启示颇多。该文主要从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充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以及建立健全党规党法保障等四个方面展开阐述。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倡导者和推行者.1938年10月,毛泽东住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命题.实际上,在提出这个命题之前和之后,毛泽东就一直在探索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认真研究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思想,总结其中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无疑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制度成本视域下党内法规效能提升探赜

党内法规作为管党治党的制度规范,其运行必然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而成本的高低影响着效能的大小。当前党内法规建设中由于存在设计不科学、执行不到位、监督保障不严格等问题,给其顺利运行带来了阻力,也增加了制度成本。为此,就要求我们注重党规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的良性互动、寻求党规制度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促进党规体系的协调耦合以提高制度安排的精准性,减少制度制定成本;要注重提高党规执行主体素质、优化执行环境、严格执行保障以提高制度执行的实效性,降低制度执行成本,从而有效调节党规制度的供给数量、提高党规制定质量、整合党规资源存量。     

党内法规解释权配置若干问题探讨

党内法规解释是党规制度的重要环节之一,而党内法规解释机制的科学构建则离不开法规解释权的合理配置。随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断深入,党内法规解释机制逐步得到完善,法规解释权的配置也初步实现了规范化和体系化。但在现阶段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践中,党内法规解释权的配置依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党章和准则的解释权归属问题、受权解释主体①范围的内涵与外延问题、被撤销机关的解释权承继主体问题等,导致在党内法规解释工作中部分党内法规解释活动的顺利开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如何针对党建工作的实际,优化党内法规解释权的配置,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解释机制,是当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工作中必须加以重视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