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建构及其原创性贡献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成分和基础性工程。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其理论建构以探析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转向的动力及内在机理为指向，以诠释“国家”与“治理”的兼容与耦合为发端，以推动构建“善治”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为目标，在理论议题上回应“中国关切”,在逻辑演绎上创造“中国话语”,在形态建构上呈现“中国范式”,在价值指向上追求“中国之治”,并在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层面上形成了新突破，历史性地回应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的重大命题。     

“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及其效能转化

“中国之治”取得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制度优势,“中国之制”成就“中国之治”。本文从六个方面诠释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即：“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创新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制度创新的现实基础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制度创新的终极主体是人民群众;制度创新的效率标准是人民满意不满意;制度创新的奋斗目标是民族复兴。这一制度创新逻辑是“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成功“密钥”。其治理效能转化的路径为：厘定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率;加强治理评价,凸显“人民至上”的治理价值追求。     

基于整体性视角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整体性探究,就是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渊源、历史发展和实践遵循。从理论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现代化的价值理念和治国智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从历史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为对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发展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规律性的追寻与遵守。从实践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坚持”重大原则是我们系统解决问题必须紧紧扭住的“牛鼻子”,构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统领、根本方向、根本立场、根本动力、根本品格。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意蕴及其操作合理性——一个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目标。当代中国场域中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职能不断转变与治理主体不断转换的双重逻辑结合的产物,它突破了治理的传统视域,将权力之治与公共事务之治相融合,旨在实现国家与社会之治的交融。文章以历史制度主义观点审视分析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指出其操作合理性基于四个主要因素,即国家外部压力体系的挑战、国家内生动力的制度化运行、执政党精英的大力推动以及现代国家执政理念的确立。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重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厚的内在逻辑机理。从两者关系之维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者在目标取向、本质内涵、价值旨归上具有内在统一性；从历史之维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同程，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夯实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根基，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的任务，迎来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前景；从实践之维看，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擘画发展蓝图、奠定坚实基础、提供制度保障、给予精神支撑。     

把党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研究视角

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党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从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显示了党的建设发展思路的战略演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国家治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既体现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制度建设的关系,又体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与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全面领导是连在一起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具有不可分离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既有区别又相联系,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有其内在的机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展示了“中国之治”在人类历史上世所罕见的国家成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部署,为党领导人民再创“中国之治”新辉煌提供了实践指南。     

民主集中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中国逻辑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其内嵌于中国国家治理之中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文化逻辑和现实逻辑。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有着复杂的内在机理,既需要制度支撑,也需要组织载体。民主集中制是国家制度和法律体系形成和完善的决策原则,是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高效运转的制度内核,同时为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提供强大的组织支撑,集中体现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中国逻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构建"一核多元"的国家治理模式,贯彻以人民为主体的国家治理理念,提高以执政治国为重点的国家治理能力,健全强化制度执行的国家治理监督体系,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     

历史、理论与话语: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多重逻辑北大核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具有独特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话语逻辑,即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国家的历史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和理论相匹配的话语逻辑,这“三重逻辑”统一于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当前,一个“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亟须发展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理论和治理话语体系,以更好地实现我国治理领域历史、理论和话语的统一,并不断扩大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中国之治”的唯物史观阐释 --基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研究北大核心

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依然可以通过内部革命手段实现资本主义制度跨越的构想,这一设想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管窥“中国之治”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中国之治”是马克思跨越设想的光辉体现与创造发展,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因此,基于跨越设想,对“中国之治”作出唯物史观的阐释十分必要,这对彰显“中国之治”的优势、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两个结合”的几个问题

“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从“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看，“第一个结合”具有价值至上性，“第二个结合”具有时间先在性。从“两个结合”的相互关系看，前者侧重于解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后者侧重于解决古与今、中与西思想文化的关系问题。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必须完整准确坚持“两个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庸俗结合论和文化复古主义，运用科学方法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的实践逻辑

随着中国公共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化,扎根本土治理经验的公共行政概念、话语、理论正逐步生成,学科已逐渐超越知识"拿来主义"的阶段,在理论比较、对话的基础上,进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公共行政话语时期。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养分和资源。本文以我国新时代政党与政府治理实践及制度安排为基础,从公共行政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技术治理等三个层面,讨论近年来公共行政实践所显示的重要特征,分析新时代公共行政立足的价值理念,探讨中国公共行政实践的逻辑意涵,致力于提取、概括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理论资源。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新境界的四个维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些显著优势,从四个维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境界:一是从哲学基础看,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主体自觉;二是从方法论看,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意识;三是从价值理念看,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人本意识;四是从实践导向看,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意识。     

政党统领生态：中国环境政治的历史演变与行动逻辑——基于理念、制度与实践视角的嵌入分析

环境政治是洞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理论和时间理论，为中国环境政治构建“理念创设—制度供给—实践探索”的分析框架并运用“理念—制度—实践”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环境政治建构过程是一个以理念变革引领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变革，进而迈向环境治理理念、制度和实践“同频共振”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环境政治经历了“短暂间歇”“密集调适”“稳中有序”的演变历程，理念、制度与实践这三重要素在不同阶段的组合叠加及其作用强弱，共同塑造了建构中国环境政治的实然结果。同时，责任政治逻辑、注意力配置逻辑和场域构造逻辑，分别扮演着维持中国环境治理理念创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制度体系的完整性和接续性、治理实践的系统性和创新性的独特角色，共同形塑了中国环境政治的生动图景。     

“中国化”与“中国话”: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变迁与内涵重构北大核心

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历经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国化”对其形态的塑造力与“中国话”对其内涵的构造力,共同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变迁与内涵重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完整演绎了中国式现代化从孕育成形到成熟定型的形态进化过程,推动现代化从“工业化”的雏形、“四个现代化”的外形、“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外型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生动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重构逻辑,推动现代化的概念范畴从单一碎片化走向全域系统化、理论特质从共同特征走向聚焦本国特色、价值意旨从物的现代化走向人的现代化、内容指向从现代化国家走向现代化强国。但“中国化”与“中国话”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场域融合互动,“中国化”对“中国话”的融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话”与“中国化”的互动建构了新现代性理论范式。     

习近平经济安全观的逻辑向度论析

习近平经济安全观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安全工作的根本指南,具有清晰的逻辑向度。从理论逻辑看,是基于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探索而形成的以防控经济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发展不受侵害为逻辑主线,具有系统性、持续性、统筹性的完整理论体系;从实践逻辑看,明确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预防为主和底线思维的关系、维护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博弈的关系;从价值逻辑看,鲜明体现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引领国家经济安全工作和为国际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的价值导向。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理论依据、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向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问题，这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视域。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革命”的逻辑规定为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清晰呈现了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历史脉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继续书写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新篇章。     

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

城乡基层治理始终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面临的通常是高度浓缩的社会问题。城乡基层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实践发展必定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框架性特点。采用"未来视角",运用"理想类型"的构型方法,对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在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将会出现从"城乡中国"到"城市中国"、从"发展问题"到"复合问题"、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治理"的态势演变;需要实现从"经济逻辑"到"社会逻辑"、从"条块逻辑"到"系统逻辑"、从"粗放逻辑"到"质量逻辑"的逻辑转换。基于此,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思路创新在于:国家力量与自治力量的协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有形单元与无形单元的互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旨归

"人民的幸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丰富和发展,是贯穿国家治理的一条价值红线,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是检验国家治理成效最根本的价值尺度。将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党的坚强领导和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置于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的实践中,是实现"人民的幸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现实路径,彰显国家治理的价值逻辑与深刻的历史逻辑、创新的理论逻辑、坚实的实践逻辑的统一。     

论传统政治积弊的历史启示——以梁启超“群治”濡滞论析为中心

封建时代,以王权统治为表征的专制政治是长期阻滞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模式改革与发展进程的重要根源。近代,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面临破除传统政治积弊的历史任务。梁启超通过对中国传统“群治”体系中权力本位逻辑、官僚体制结构以及重“术”轻“道”思想等问题的揭示与批判,深刻分析总结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濡滞背后的“天然因素”与“人为因素”,能够为当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鉴往知来提供助益。     

移植与嫁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概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和实践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在历史实践之中，移植和嫁接的不同样式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功与否。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机械地搬运到中国的物理位置意义上的移植，而是进行化学反应意义上的嫁接，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矢”射准中国具体实际之“的”。作为新时代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结出的党的理论创新标志性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两个结合”形成的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上实现新的飞跃。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必须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