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现状、困境及发展对策——基于全国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分析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有效的社区治理方式,是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中之重。当前,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为主题的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构建、社会治理难题化解、拓展社区公共空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诸如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社会组织发育较为迟缓、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专业人才比较匮乏、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居民主体性缺失、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议事效果相对欠佳等现实问题。总结全国首批7个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经验,结合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实际状况,当前应加强农村社区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健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人才的引进与培训,建构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协商治理的主体性,形成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与协商民主制度合力。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实践动因及有效运转思路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对新时期化解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保障民众权利及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社区原有治理制度滞后、社区原有治理机制不畅是新时期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重要实践动因。地方探索形成的"协商共治体系""民主协商议事会""分层民主协商"等社区协商治理实践模式,为破解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新时期,保障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的运转关键在于:突破协商主体的封闭边界及其他束缚,使多元共治精神在农村社会生根发芽;因地制宜,建立多层次、网络化的协商机制及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法治化与制度化相统一,正式协商与非正式协商有机结合;增强基层社会自组织力量,夯实协商治理运转的社会基础及社会资本;遵循人的发展与社会融合理念,以协商治理促进人的发展。由此,使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与功能。如何将多元共治精神真正植入农村社会,不仅是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还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本质要求。     

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价值意蕴、潜在风险与规避策略

数字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实践的深度应用，为协商民主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在协商议题设置、协商主体选择、协商程序展开以及协商结果形成等维度释放出了巨大的价值意蕴。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同时会产生一些潜在的风险，如爆炸式的议题增长、去中心化导致精英俘获、崇尚数字从而产生算法黑箱以及追求最大公约数从而对少部分人利益的忽视等。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既要充分释放技术效能，也要合理规避其潜在风险，需要在议题规范、主体参与、协商程序机制以及共识决策反馈等方面做出动态调整。由此，更好地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的学理思考

建构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的时代背景在于:回应风险行政所带来的挑战;碎片化的风险行政程序法难以克服风险行政实践的合法性困境;当前缺乏统一行政程序法典,也不能简单借鉴西方经验来规范风险行政;涉及风险行政程序的单行法无法代替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风险行政程序法是以结构化方式规范风险治理主体行为的行政法规范,其功能是克服风险治理主体的"知识贫乏"和"价值冲突"问题。它将保障个人权利、维护公益、确保行政科学性和民主性作为价值取向,并呈现为一种网络状态;所对应的行政模式是"新治理行政",并将治理风险的公共政策作为调整对象。它是实现风险行政过程合法性的一种技术,基本结构由风险议题之形成、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所构成,主要制度包括协商制度、陈述理由制度、暂时性制度、信息制度和遴选风险治理参与者制度。     

科技风险民主治理的基本观念与原则

科技风险的治理危机主要表现为公众的信任危机和治理的合法性危机。传统治理模式是一种专家统治的治理模式,无助于化解科技风险治理的危机。促进公众参与的、以协商民主规范原则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模式,是化解科技风险治理危机一种新的尝试。它对风险持建构论的观点,赋予公众在风险治理中与专家同等的地位,并对科技风险治理持有一种民主治理的观念。科技风险民主治理模式坚持公众参与原则和共识原则,并体现了协商民主的规范原则。     

包容性协商：中国社区的协商系统模式与有效治理趋向——以天长市“11355”社区协商共治机制为例

包容性协商概念是从中西学术争论和中国实践困境中提出,并在已有五种理论源流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建构的。作为现代治理新理念的包容性协商扬弃了包容性民主和协商系统论,是在治理中由多元主体尤其是公众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平等表达方式参与协商以解决利益关联性问题的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协商的主体、场所、实体、传播、决策、执行等要素和过程都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在社区协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的群众性表达方式和参与性治理方式。基于对全国第一批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天长市"11355"社区协商共治机制的剖析发现,无论是"1+N+X"的协商组织架构,还是"五步五单"的协商议事流程等都具有鲜明的特点,而从国际上最新概括的协商系统六要素出发识别,其社区协商具有整体的包容性。包容性协商既是对西方相关民主模式的超越,也是对中国协商系统经验模式的概括;既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一些地方的城乡社区会产生协商共治和有效治理的局面,也将成为我国城乡社区有效治理的模式和趋势。     

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建设与敏捷治理变革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高风险阶段且面临多重叠加风险。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5G通信技术为标志的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推动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走向新的发展阶段。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建设,既需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新兴技术所带来的治理效能,又需要规避技术风险复杂性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叠加效应。针对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敏捷治理完全可以应用到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的建设中来,这需要考虑五个维度上的变革:适应性治理理念、风险响应的社区多元共治体系、风险预测与防控的城市与社区联动机制、助推式的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社区层面的首席信息官制度。在智慧社区的推进环节,需要城市与社区的顶层设计,需要充分考虑风险感知、决策分析、组织协同、合作治理、社区动员与科技赋能等多个关键环节及其衔接,以综合打造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敏捷治理体系。     

深度伪造技术的国家安全风险及其全球治理

国家安全风险成为深度伪造技术的焦点议题。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维度看,深度伪造技术存在着政治安全风险、经济安全风险、网络安全风险和国民安全风险等风险样态。从人—机器—环境维度探讨,国家安全风险产生的原因具体包括深度伪造技术使用的平民化、技术参与主体责任缺位、互联网助长虚假信息的传播、既有伦理法律的约束困难。立足于国家安全风险的生成,通过凝聚深度伪造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探索负责任的政府规制体系、发挥跨国公司对技术治理的原发性优势、引导全球公民社会参与治理的全过程,实现深度伪造技术的全球治理。     

开放空间: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趋向

社区协商治理是多元利益主体基于协商民主制度理性协商、化解冲突、寻求共识并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的合理路径。以浙江H区推行开放空间协商模式为案例,分析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取向与存在困境,提出发挥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增强社区居民的协商意识、推进社区协商治理的制度化发展等优化策略,希冀能为社区协商治理的深入推进提供可借鉴的实践启发。     

风险规制研究:构建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体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风险规制是人类应对社会风险的必然选择和现实诉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险规制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初步形成了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基础,提高了人们对于风险防控的理解水平。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风险规制研究对于我们提升风险治理能力大有裨益,因为面对不确定的社会风险,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风险规制体系已是势所必然的选择。但是风险规制研究也存在侧重于个案描述及其成效分析,不能提供社会风险治理整体知识图景的内在局限。未来应加强跨学科的整合研究,着力于共性问题的探讨,建构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体系。     

数字社会治理：价值变革、治理风险及其应对

数字社会构造的虚实相融新社会图景描绘了人类数字时代的价值变革趋势，体现为虚实互构、虚实共生、社会赋能。深度介入时代特质的数字社会治理，也面对一系列治理风险，如数字世界的原发性和脱域性风险、虚实交融中的工具性和外延性风险、现实世界的替代性和挤压性风险。为此，应创造性地确立以人本、包容的价值规范为主的治理理念，建立以优化算法、提升算力和丰富场景为主的技术治理体系，形成以体制机制、数字生态规则体系为主的制度路径，真正建构公众参与基础上的多元主体治理协同型数字社会治理格局。     

现代性图景中风险话语的哲学反思

颇为流行的风险社会概念并不属于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形态概念序列,而是一个描述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下所具有的社会张力及其可能导致危害和损失的社会状态概念,其合理性和独特意义在于对当代风险问题的理论审视开辟了现代性反思的新维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风险研究应该从实践的角度、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以及社会发展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具体展开来把握。现代性的制度之维和文化与价值维度都与现代风险有内在关联,为我们探究现代风险问题的根源及其治理提供了理论框架。     

社区风险治理与应急准备

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40年之际,在考察河北省唐山市祥富里社区时指出,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整合各种资源,增强社区公共服务能力。社区是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社区风险治理与应急准备要始终依靠社区居民,打造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机制,实现路径创新,社区风险治理与应急准备要和韧性建设紧密结合,依靠信息技术的支撑和社区网格化治理手段,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风险治理的责任政治逻辑

现代社会的风险呈现出复杂性、非线性以及复合性等特征,有效规避与应对风险是提升人类福祉、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支撑。科学有效的风险治理蕴藏着深刻的责任政治逻辑,责任体系的建构赋予风险治理的效能,即明确风险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负责任的行动消弭风险滋生的土壤;在理解风险的多样性中寻求基本共识,将不同类型的"个体性责任"集结为治理风险的"整体性责任";将责任与风险链条中的各项环节相融合,实现风险治理的"全过程负责"。     

风险情境下城市韧性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

城市和风险相伴相生。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不断推进，城市面临的风险因素不断增加和日益复杂，对城市风险治理提出了越来越大的挑战。有效应对城市风险和保障城市公共安全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城市韧性治理作为风险情境下城市应急管理的创新模式，日益受到研究者和实践部门的关注。从系统角度来看，城市韧性治理是由内容、网络、认知和功能等四个维度构成的整体。当前，城市韧性治理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针对城市风险韧性治理的现实梗阻，应从基础设施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思维更新、治理功能优化等方面着力采取措施，以建设更有韧性的城市风险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协商治理的梗阻与突破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只有充分激活社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协商治理的目标,社区协商治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等路径,突破当前社区协商治理中的梗阻。     

旧乡村里的新城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治理

伴随城镇化建设的迅速推进，我国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周边出现了大面积“新增空间”。由于地处城乡结合带，人口结构复杂、城乡文明交融，城市“新增空间”很容易成为“风险集中带”，大量风险矛盾向社区层面挤压。调研发现：生长于旧乡村的新城区，面临城镇新市民融城之难、治理主体权利互损之险、社区治理滞后之乱等风险。引入无缝隙政府和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后分析得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是上游政府职责缺失问题在下游社区的集中爆发，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职责脱嵌”与“政府社会失联”的“双重缝隙”。为推进社区治理，应当构建“前期土地审批规划—中期质量监管—后期社区管理和自治”的无缝隙职责体系，强化政府社会之间的整体性治理。     

算法推荐意识形态属性的生成逻辑、风险及治理

算法推荐正在超越人工智能的技术范式,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新兴权力,这一权力形态在资本逻辑加持下,已经开始扮演起意识形态的角色。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属性不断僭越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识生成、认同建构、价值凝聚和议题设置,以致造成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功能或被遮蔽的风险。规避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风险,需要推动政府、平台、算法、公众、媒体等多元治理主体在社会主体层面、算法技术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的共管共治,形成协同治理的局面。     

以区域化党建应对社会转型风险

当前中国面临非常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转型风险,其根源于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滞后。区域化党建针对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形态特征,力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一种执政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以重新整合社会,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应对社会转型风险。区域化党建不能停留于一种外在组织形态的建构层面,需要向更为深入的层面发展,以充分发挥其应对社会转型风险的价值。民主、服务、吸纳与感召可以成为区域化党建深入发展的理论向导。     

社会风险类型及其治理方式分析

工业社会在消除传统风险时也产生了更多的风险,根据风险是否可国家保险分为可保障型与不可保障型。对社会风险识别有助于更好地进行防范与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与个体化使家庭保障消解,国家具有抵御社会风险的责任与能力,因此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应运而生。社会保障可防范与短缺经济相关社会风险,但对源于工业社会内部的人为制造的如核辐射、环境恶化等社会风险力不能及。只有建构多元主体参与风险防范与治理体系,依靠跨国组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合作,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监督公共政策执行,防范与治理人为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