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过程论视阈下的裁量基准

作为一种方法而存在的行政过程论,为了行政目标的实现,注重全面、动态地考察整个行政过程。以此为视角来看待裁量基准,可以发现,为了达到在羁束与自由之间实现个案正义的目标,要对裁量基准中的技术性手段作出合理规定,还要全面考量裁量治理的整个过程,注重裁量基准与立法和司法审查机制的衔接。     

论选择性执法的治理

选择性执法的治理首先要界定概念,将其和行政裁量区分开来,然后进行归类。选择性执法可分为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不合理的才是治理的对象。不合理的选择性执法进一步分为授益型和侵害型。对于授益型的,应当采用政治途径进行治理,可建立人大监察专员制度;对于侵害型的,应当将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法院有权撤销这种不合理的执法行为。     

环境风险防控中的行政裁量

由于风险防控的特殊性,环境问题的综合性以及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需要,行政机关必须在环境风险防控中进行行政裁量.从行政过程论的角度看,环境风险防控可以分为风险评估、风险沟通和风险决策三个阶段.在风险评估阶段,行政裁量主要针对专家选拔,为防止行政机关通过影响专家选拔从而操纵风险评估结论,应对这一阶段的行政裁量加以明确限制;在风险沟通阶段,行政机关对于公众参与及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程度、效果等享有裁量空间,有必要强调建立和完善民主统制的保障;在风险决策阶段,对于“风险”的要件裁量,涉及高度科技背景与专业判断的事项,属于行政机关专业判断范围.对于利益衡量的效果裁量,现有裁量空间并非不足,应设计程序制度从整体上对环境风险防控中的行政裁量运行进行较好地规制.     

行政复议“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初探

根据现行《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复议的“变更”决定内在地包含着一种“不利变更”的可能性。但是,行政复议作为一种应申请的和授益的行政行为,基于“控权法”的理念和“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行政复议决定中的“变更”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即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     

行政主体的义务转嫁及其法律控制

行政主体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将自身义务转移给行政相对人，会增加行政相对人的义务，形成“义务转嫁”。义务转嫁有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现象违反了依法行政原则，增加了部分行政相对人的负担，容易影响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导致政府公信力降低和政策失效。为了实现对义务转嫁的有效法律控制，要求义务转移遵循公共负担平等、法律保留、正当程序等公法原则和制度，并承认基本权利保护条款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对行政主体的约束力。     

行政裁量基准的效力研究

行政裁量基准的效力源于其合宪性、合法性及和合理性。在具体行政过程中,基于行政隶属关系,裁量基准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具有内部拘束力,而这种内部的拘束力又通过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对相对人产生事实上的外部效果。对于依据裁量基准为之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也应予以不同程度的审查或尊重。行政裁量基准效力位阶与法源地位如何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面临的重要问题。     

行政自动化中的法律问题

行政自动化在提升行政效率之余 ,提高了行政管理的秘密性 ,与现代行政法所提倡的行政公开原则不相符 ;行政自动化使行政行为程序中的裁量转变为程序前的裁量 ,无法做到考虑相关因素 ,有违行政合理性原则 ;带来了自动化设施错误控制、故障的行为在性质认定上的困扰和国家赔偿责任的缺失。文章提出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论行政协议的法律属性和判定标准

我国现行立法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但并未明确其法律性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一直持有不同观点。德国法对于行政协议的识别有相对清晰的标准和较为成熟的法律规定。通过考察德国法上的“契约客体理论”和“双阶理论”,可以认定我国的行政协议是具有公私法性质的复合法律行为,并且应以“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作为其主要的识别标准;同时,借鉴物权行为理论中的“区分原则”和公法上的“双阶理论”,能够对行政协议的性质和识别标准进行较为清晰的界定。     

行政私法行为探析

行政私法行为是一种以私法方式完成公法任务的行为。在给付和规制行政领域,它是一种兼具公法和私法属性的复合行为,受到法律保留和合目的性原则的制约。在法律适用方面,对这种公私复合的行为,应当综合适用公法、私法。     

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探究

伴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膨胀,合法性原则已不敷所用,行政合理性原则应运而生．合理性司法审查苑围包括宽度和深度两个层面．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了“滥用职权”与“显失公正”作为合理性司法审查的深度,但两者过于抽象与笼统,不具有可探作性．在司法实战中,我路可借鉴路外经验,将“目的适当”和“相关考虑”的考察作为合理性审查的具体操作标准,判断其在个案中对行政裁量决定效力的影响度,进而决定是否作出变更或撤销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