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宿幼女罪应当废止

嫖宿幼女罪就其性质来看,实为强奸罪中的奸淫幼女情形,其侵害的法益主要还是包括性自由权在内的幼女身心健康.由于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其法定刑的设置也不符刑罚目的,更有违平等保护的刑法价值观,因而刑法应当废除嫖宿幼女罪,将嫖宿幼女行为回归到强奸罪中去.     

嫖宿幼女罪设置合理性初探

嫖宿幼女罪,因其侵害法益及犯罪构成的独特性,而被《刑法》赋予重点定向打击嫖宿幼女行为的特殊使命。它与强奸罪并行不悖,分段规制,共同构成了我国惩处性侵女性的相对严密的刑事法网。嫖宿幼女罪只是针对普通嫖宿幼女行为而言,对于具有严重情节的嫖宿幼女行为,仍应回归强奸罪;嫖宿幼女罪独特的行为构造,使得在该罪场合,其刑事责任可以被分担给一个以上的不同刑事责任承担主体成为可能。     

驳嫖宿幼女罪取消论

我国多数学者批评刑法中嫖宿幼女罪之规定不具合理性.从先解释论后立法论的立场出发,应尽量通过对实定法的解释,实现法律规定内部的平衡与合理.我国刑法的嫖宿幼女罪在保护法益和行为结构方面都具有独特性,因此将其作为独立罪名规定具有合理性.作为嫖宿幼女罪法定刑参照系的并非强奸罪的法定刑.通过与和奸幼女行为、非强制猥亵儿童行为的量刑范围进行比较,本罪的法定刑也具有合理性.     

也论嫖宿幼女罪的存废

嫖宿幼女罪就其性质来看,实为强奸罪中的奸淫幼女情形,其侵害的法益主要还是包括性自由权在内的幼女的身心健康.刑法规定嫖宿幼女罪,等于从刑法方面将幼女分为卖淫幼女和非卖淫幼女,这有违平等保护的刑法价值观,而且其法定刑的设置,也不符刑罚目的,所以,应当废除嫖宿幼女罪,将嫖宿幼女行为回归到强奸罪中去.     

嫖宿幼女罪“污名”化幼女论质疑

嫖宿幼女罪不应当废除.嫖宿幼女罪规定的是基本犯,属于重罪.强迫卖淫罪的加重犯,而不是强奸罪的加重犯,理应可对嫖宿幼女罪的加重情形适用,因为嫖宿幼女的行为既是性暴力行为,也是性剥削行为,本罪的设立与法定刑设置,恰恰体现了保护儿童优先原则的刑事政策,嫖宿幼女罪不能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说法不能成立.嫖宿幼女罪属于专业性术语,任何语言都有其表达的局限性,将嫖宿幼女罪上升到是对幼女的公然歧视的“高度”,有夸大之嫌,因为由嫖宿幼女罪并不能推导得出幼女有刑事法上过错的结论;大陆法系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既可适用于加害人行为的认定,也可适用于被害人行为性质的判断;幼女承诺无效,但并不意味着对幼女“承诺”所涉的行为不可以进行评价.嫖宿幼女罪涉及的是对幼女行为的描述;行政法规上可对幼女卖淫行为规制的现实与实践,也证明嫖宿幼女罪有污名化幼女的说法难以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造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借鉴德日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有其合理性基础与必要性前提.     

论嫖宿幼女罪之司法适用

嫖宿幼女与奸淫幼女型的强奸是一种想象竞合,在一个行为同时符合两罪的犯罪构成时就应该从一重处罚。嫖宿幼女罪保护的是幼女之身心健康与社会管理秩序之双重法益,特别是嫖宿行为中支付嫖资的情节并非其减责事由,因为这种情节既不是违法性减轻事由（所保护的法益并未因此受到较小之侵害）,也不是责任减轻事由（行为人之主观恶性并未有任何降低）。相反,这种给付嫖资的行为恰恰是一种容易引起社会之仿效的加重处罚理由。因此,对于嫖宿幼女罪的司法适用,不论从法律解释、立法目的还是其与强奸罪的关系来看,都有其单独存在之合理与必要。     

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研究———以嫖宿幼女案件的法律适用为视角

在关于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的罪名中,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之间关系复杂。理论界有关于嫖宿幼女罪存废论的争论,审判实践中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在法律适用上存在操作困难。本文试图在现行立法模式下,通过论证两罪间的法条竞合的关系,进而提出对于一般嫖宿行为以嫖宿幼女罪定罪量刑,对发生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情形时则以强奸罪定罪量刑的解决路径。     

从习水案探析嫖宿幼女罪

习水嫖宿幼女案引发了公众和学界对嫖宿幼女罪的质疑,认为该罪是对卖淫幼女的立法歧视,应予取消。从立法来看,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奸淫幼女）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是为了保护特别场所的幼女和打击、消除儿童色情业,本罪的设置是合理的。     

嫖宿幼女罪的立法反思与完 善简

在司法实践中，嫖宿幼女罪单独成罪引发的问题日益明显。文章通过对比分析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在犯罪构成方面的异同，深入论证嫖宿幼女罪在平等适用法律、罪刑法定、立法协调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刑事立法的角度进一步探究规制嫖宿幼女行为的解决方案。     

对嫖宿幼女罪存废的法理思考——以维护幼女合法权益为视角

随着习水8·15案件的发生。对“嫖宿幼女罪”罪名存废的争议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从维护幼女合法权益的视角．应将保护幼女身心健康作为选择嫖宿幼女罪存废的最高价值目标，并基于此价值导向废止嫖宿幼女罪的罪名，而统一归入《刑法》第236条所规定的强奸罪。     

嫖宿幼女罪模式新探

近年,社会公众对嫖宿幼女罪争论很大。由于对象的特殊性,立法者将嫖客纳入刑法,嫖宿的本质并非是否存在金钱,而是奸淫。区分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犯罪的关键在于行为模式,即是否存在有三方关系的商品交易模式。我国司法解释对本罪的主观要件采用主客观相统一标准,英美的严格责任更能体现对幼女的保护。刑事法律不同于民事,侧重点不同,民法侧重关系,刑法侧重对行为的处罚。社会公众对本罪的质疑折射的是对司法的不信任。     

《刑法》第358条刑罚适用问题探讨

《刑法》第358条的设置为学者诟病。组织卖淫罪的组织性界限不明，但当我们将组织卖淫罪限定在满足场所条件和人员规模条件后，各罪的界限开始清晰。组织卖淫罪的客观行为涵盖了强迫行为。当组织卖淫活动中出现强迫行为时，应以组织卖淫罪认定。本条规定的五项加重情节全部适用于组织卖淫罪，第（二）项至第（五）项适用于强迫卖淫罪。加重情节“强奸后迫使卖淫的”之强奸行为与卖淫行为存在顺承关系。强迫幼女卖淫无需对“幼女”的明知。在认定淫业犯罪时，应放弃对卖淫次数的评价。     

奸淫幼女若干问题探析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奸淫幼女构成犯罪的,应定为强奸罪;奸淫幼女既遂的认定标准应采取"插入说";奸淫幼女构成犯罪应以明知奸淫的对象是幼女为要件。刑法有必要增设独立的奸淫幼女罪。     

被害人承诺相关问题探究

欺骗他人相约自杀的,不构成犯罪.在承诺表示方式上,意思方向说较为合理,不应将行为人认识到承诺的存在作为主观的正当化因素.承诺动机的好坏,不应成为考虑承诺有效与否的因素.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配置基本上是合理的.一方同意对方重婚的,仍构成重婚罪.组织卖淫罪因有被害人的承诺,不应与没有被害人承诺的强迫卖淫罪配置同样的法定刑,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因为存在被害人承诺的因素,现行法定刑配置过重.由于拐卖妇女罪保护的法益只是妇女的人身自由,故妇女同意自己被拐卖的,不构成犯罪.     

我国单一背信罪的立法完善构想

建议在我国刑法中增设单一背信罪,并就罪刑条款、构成要件进行设计。在法定刑中建议不宜设置死刑,以自由刑为主,财产刑并用。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建议,单一背信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其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发生在为他人代理事务或履行职务的过程当中,行为人为自己或第三人牟取利益而故意实施了背信行为,其行为给委托人造成损害;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是为他人处理事务的人,即受托人;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     

刍议抢劫罪内含的特定信息对称性

抢劫罪内含有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的特定信息对称性；行为人特定信息的传递方式有多种类型，传递对象也不仅限于财物所有权人，信息传递的开始应当认定为是抢劫罪实行行为的着手。     

奸淫幼女应独立成罪

奸淫幼女的行为究竟该怎样定罪?在理论上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是分立说,一种是统一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中取消了奸淫幼女罪,把奸淫幼女的行为纳入到强奸罪里来,以强奸罪定罪处罚。文章通过对奸淫幼女这一行为及其立法精神的考察,认为奸淫幼女的行为与强奸妇女的行为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奸淫幼女的行为不符合强奸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该独立成罪。     

嫖宿幼女罪的困境及其突围

嫖宿幼女罪立法存在用词不当,刑罚失衡;因罪名不能承载社会谴责,忽视被害人权益,立法过于理想,忽视司法现实等价值偏失。其问题根源在于我国刑事立法存在合法性危机。要从根本上解决嫖宿幼女罪所存在的问题,必须从技术与价值两方面对其予以完善。     

把握城市犯罪特点完善刑侦工作机制--上海刑侦部门应对特大型城市犯罪发展的对策思考

伴随上海向国际性大城市发展的过程,刑事犯罪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和发展.上海刑事侦查工作必须正确认识特大型城市刑事犯罪特点,把握城市犯罪发展规律.公安刑侦部门应加快机制创新,构建现代刑侦警务工作机制和系统工程,进一步提高对城市犯罪的打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