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珠江源自然保护区村落空间分异的村落和谐发展探讨

自然保护区的村落由于处于特殊的宏观环境控制区域,其发展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使村落的空间性质产生分异,分异村落与宏观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村落间的协调发展问题,直接影响到自然保护区整体生态系统、社会经济、文化系统是否能良性循环发展。在此问题上政府应发挥协调作用,把村落的空间分异当成生态和谐、社会和谐、人地和谐的资源并加以利用,明确分异村落在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分工合作共建自然保护区人地和谐发展美好家园。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法,以珠江源自然保护区的不同村落为实例,探讨村落的空间分异性质与功能,提出构建区域和谐发展村落的建议。     

中国村落文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中国村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具备了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传承性。村落文化至少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建筑营造与堪舆规划;生产生活与经济模式;文化教育与道德教化;宗法礼制与村落治理;民族民俗与宗教信仰;民间艺术与手工技能;生存空间与资源环境。目前村落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村落经济,且多为个案研究。我们认为,需要从宏观的多学科的角度、有计划有目的、分区域和民族,对村落文化进行整体性地考量,并着重于村落中的活态文化研究。     

山西传统村落历史演化及文化特征研究

山西省是拥有传统村落最多的省份之一,其传统村落大多保存完好,历史文化价值极高。本文在历史地理角度下考察山西省传统村落的历史演变情况,探讨山西省传统村落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以及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演变状况,归纳其演变特点与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经过数据统计和区位特点对比将山西省传统村落按照历史文化特征分为农耕型传统村落、军镇型传统村落、商贸型传统村落三大类型,并具体探讨其各自的历史文化特征,总结其形成特定文化特征的内在原因以及其不同文化特征的具体表现。     

浅议村落文化变迁中的文化生态建设——以云南丽江束河古镇为例

在现代化快速变迁的背景下,我国的村落文化也在经历着急剧的变迁。面对急剧变迁的村落文化,建立一种和谐、生态的村落文化是变迁中村落文化保存和创新发展的最好选择。束河古镇在文化生态的建设中,创造了"保护求发展,发展促保护"的束河经验。创造了民族团结发展、文化多元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村落文化生态建设的典范。     

乡村振兴视域下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研究——基于川东北传统村落的调查与思考

传统村落作为乡村历史、文化、自然遗产的"活化石"和"博物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只有传统村落焕发出全新活力,乡村振兴才有更厚底蕴、更足底气与更实底本。近年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大多数传统村落仍然面临"有村落没人气""有文化没灵魂""有规划没统筹"等问题。要以活化发展作为传统村落保护的落脚点,从顶层设计、活态传承、模式创新、人才驱动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更有序""更有度""更有效""更有力"。     

血缘村落民居形态研究——以山西汾西师家大院为例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文化的强大惯性力量,构成了以"家国"为网络的血缘乡村社会结构,而血缘村落又以宗族关系为核心力量,建立起了共同的地缘关系,由此形成了宗族大院的民居形态。师家大院,是在师氏家族构成的血缘宗族村落中建立起的大院民居形态,在中国传统伦理制度和封建宗族文化的综合作用下,结合黄土高原的自然地理条件,创造出了血缘宗族纽带中的窑洞民居的文化精髓。     

乡风文明与村落共同体的重构——义乌市祥贝村“文化兴村战略”解读

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倡导乡风文明,进行村落共同体的重构已刻不容缓。试图通过对义乌市祥贝村"文化兴村"个案的解读,来对村落社会共同体的重构,在理论与现实层面上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力所能及的探讨。对"文化兴村"战略功能进行了解读,对祥贝村村落共同体重构的过程进行了分析。     

鲁西南地区村落丧葬习俗探析——以肥城市村落调查为例

丧葬习俗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社会活动和文化行为。丧葬习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村落文化的展现。以鲁西南山区村落丧葬习俗为例,对传统村落的丧葬习俗作全面的论述,探析传统丧葬礼仪的文化内涵。     

协作与抗争:云南晋宁一个彝族村落的文化建构

地方开发、重构和发明传统文化,从而导致地方文化发生急剧变化,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而这又是在新的文化资源被开发,新的文化与权力关系建构过程中,各种参与者相互协作共同达成的结果,同时也是各自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相互抗争的过程。云南晋宁一个彝族村落自1990年代以来的村落文化构建的故事,正在讲述着这样一个过程。     

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的条件和作用机理

我国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毁坏了农村传统村落的原生态,引起一系列社会变迁,导致农村社会的重大失衡。村落共同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适应、演变、转型等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村落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按照其内在逻辑以隐性的方式缓慢地延续着。村落变迁自有一定的背景和条件,这就需要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人文社会等不同层面来考察。研究村落变迁的发生因素和作用机理,把握村落变迁的形态和村落终结的过程,将有助于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青年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基于2084份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

研究发现青年农民工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不断增强,但政治资本极为匮乏,政治融入水平偏低;对青年农民工的政治融入具有显著影响的是政治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而经济资本几乎没有影响。青年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困境在于城市正式组织发展滞后带来的资本匮乏及参与不足。基于政治融入的赋权式融入,是我国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唯一出路。     

传统村落的文化安全问题辨析:现状与提升路径

当前,传统村落的文化安全问题正面临着严重挑战。主要表现为文化安全的意识淡薄、村落文化生态的失衡发展、村落文化产业的薄弱和滞后以及传统村落文化管理体制不健全以及文化保护法律的缺失等。通过保护村落的文化遗产、发展村落的文化产业、促进文化发展的制度建设以及加强对传统村落优秀文化的教育是提升村落文化安全的主要路径。     

建立传统村落保护资金投入奖补机制

<正>传统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情,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状态。保护好传统村落,是建设美丽中国、文化强国的需要,对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心灵归属感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启动了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用3年时间投入100多亿元用于传统村落保护,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村落保护的高度重视,使传统村落保护状况得到基本改善。目前,传统村落保护中的文化遗     

生计资本及社会保障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研究——收入的中介作用

目前,提升城市农民工消费水平是扩大内需、提高经济活力的重要途径,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2013年全国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通过Stata建立OLS回归模型,对比分析在加入收入中介变量前后生计资本、社会保障对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生计资本和社会保障是农民工消费水平较低的重要影响因素,且作为中介变量的收入,在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对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模型中起着中介作用,在社会资本与农民工消费关系中没有起到中介作用。通过加入中介变量使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路径更加完善。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与社会管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部门视角下的研究

在三部门的整体架构下分析政府、市场和社会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影响的实证研究还很少.本文利用2009年X市农民工和市民的调查数据时三部门与农民工社会融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包括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等三个维度.论文发现政府、市场和社会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三个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政府和市场均对文化融合没有影响,仅社会对文化融合有显著影响.农民工与当地市民的社会互动和在迁入地的居住时间有利于他们习得城市社会文化.政府、市场和社会对农民工的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均有显著影响,政府还通过市场和社会对社会融合有间接影响.论文的重要发现是社会互动和社会参与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论文结论对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启示.     

村民流动对村级党组织建设的影响及对策

村民的流动是村落社会里的必然趋势.村民流动既有经济根源又有社会根源.村民的流出使村级党组织后备力量缺乏,影响了村民对党的认识,促使了村级党组织家族化的形成,使得农民工党员管理较为困难.因此,村级党组织要积极发展村落社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同时放宽政策,促进村民在村与村之间的合理流动,合并村级党组织,设立跨村组织,设立流动党组织.     

低生育村落分年龄段生育意愿比较

文章比较了低生育村落社区青、中、老年人三类人群的生育意愿差异,证明目前村落已经初步形成以“少生”、“优生优育”、“男女平等”、“女孩也是传后人”等为核心内容的新型生育文化。但新型生育文化还不成熟,村落仍然存在使超生出现反复的条件。     

村落社区权力结构变迁及其影响

中国村落社区权力结构是村政的核心,对农村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村落社区权力结构经历了国家政权内卷化、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村三个重要阶段。当前我国的村落社区权力结构多元化的态势部分满足了农民的多样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基层民主的生长,同时增加了村落社区社会整合的难度。     

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中文化适应问题研究

少数民族农民工文化适应问题是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中必须解决的深层社会问题。由于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农民工个体的文化适应方式不尽相同。为实现积极的文化适应,应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亚文化群体和城市主流文化群体的双重作用,从城市多元民族文化建设、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再教育、城市居民的宣传教育及加强服务和管理等方面,对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文化适应过程加以调适。     

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中的政府责任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对文化方面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更加关注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由于身份、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农民工既无法享受到户籍所在地的公共文化服务,又没有被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处在"两不管"的尴尬境地,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真空"地带。保障农民工的文化权益、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有助于提高农民工自身的素质,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农民工文化权益的保障需要政府、用工企业、社会力量和农民工群体的共同努力,但由于政府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其在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中承担着无可替代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