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犯罪情境研究——以上海22名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为例

经过对受访青少年犯罪情境的分析后，发现青少年以同伴圈的方式集聚在一起，当一个具体情境出现的时候，他们长期以来在街头社会生活所形成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角色分工等立即在具体情境中呈现和发生作用，其结果是导致了一个犯罪事件及犯罪青少年的产生。即时的具体情境，反映出的是一群青少年在长期街头社会生活的缩影，犯罪是他们的边缘化社会互动过程的必然结果。     

家庭文化与青少年犯罪探析

对人的本性的合理性理解，不能脱离文化与对象性活动的结果。家庭文化对青少年社会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偏离于社会主体文化的家庭价值观往往成为诱导青少年犯罪的因素。家庭教育存在的诸多缺陷，如教育观念失误，教育内容偏颇，教育方式不当等，是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     

浅析家庭暴力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青少年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家庭，学校等方面的因素，其中，家庭的负面影响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个直接的和重要的原因，尤其是改革开放引起家庭的巨大变迁导致家庭矛盾冲突增多，家庭暴力成为家庭因素中造成青少年犯罪的最重要原因。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一粗浅探析。     

略论防治青少年犯罪的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

青少年犯罪历来是全球瞩目的社会问题之一。目前我国青少年犯罪十分突出，且有低龄化、暴力化、严重化的趋向，这不得不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和重视。青少年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病态，虽有其自身发展所决定的人格特点，更有其赖以产生的广泛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犯罪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较突出的法国里昂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卡萨尼认为：“制造犯罪者是社会，引诱人并将其推向犯罪的也是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青少年犯罪正是在特定情景下，作为社会脆弱群体的青少年缺乏支持而导致社会化过程失当的反应。于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即如何构建防治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社会支持系统，防患于未燃，以期使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健康成长。     

矫治社会工作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的重要途径

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青少年犯罪更是社会各种矛盾的综合表现。因此对于犯罪青少年和具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的矫治工作就是一个尤为重要的课题。目前,我国犯罪矫治工作主要通过犯罪矫治机构实施的,具有较强的强制与惩罚的色彩。本文阐述了矫治社会工作在预防和矫治青少年犯罪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对我国青少年犯罪矫治领域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了策略性建议。     

近年中国帮会团伙犯罪特点与控制对策

近年中国的帮会团伙呈现出犯罪国际化、活动隐蔽化、纠合方式多样化、犯罪手段智能化特点。作为一股反社会的犯罪组织，帮会团伙犯罪成员主要以男性青少年为主，女性青少年犯罪近年呈现增长之势；从职业来看以无业失业和流动人员为主。帮会团伙犯罪是各种社会矛盾和诸多社会消极因素综合反映，流动人口、失业人口，贫富分化严重，价值观念失范，社会控制和管理存在漏洞等是帮会团伙犯罪的诱因。控制帮会团伙犯罪必须从治标与治本两方面着手，才能使社会发展协调有序。     

台湾青少年犯罪问题探讨

台湾青少年犯罪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犯罪朝着恶质化、低龄化、团伙化、网络化等多元方向发展，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造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家庭的，又有学校和青少年本身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社会和家庭是造成青少年犯罪的主要方面。台湾当局和各种社团针对这种现象，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青少年犯罪的进一步发展，这一问题困扰着台湾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分层与多元化背景下农村青少年犯罪新趋势及原因分析

青少年犯罪问题一直以来备受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农村青少年犯罪由于地域和经济等因素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现阶段青少年犯罪也呈现出新的趋势。农村青少年是农村社会的主体和代表农村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的成长和发展直接关系到农村未来的稳定和和谐。因此，如何加强对农村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社会文化环境与青少年犯罪

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常常是社会矛盾和社会环境阴暗面的衍生物。要遏制犯罪的蔓延,必须大力净化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多因素构成的复合体,它对人的影响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作用,不可能是单一因素的结果。但是,在诸多因素中,社会文化环境作为一种最活跃的因素,常常发生着深刻、明显的作用。研究社会文化环境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社会文化转型与青少年社会化的矛盾 一定的社会有一定的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文化也在发展变化着。社会文化对于个人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人的社会化是指人获…     

家庭缺陷与青少年犯罪

社会、学校、家庭三方面消极因素是产生青少年犯罪的根源,而家庭缺陷则是青少年犯罪的最基本原因。家庭缺陷表现在:情感、教育、结构、文化、伦理五个方面。家庭缺陷的有无及其程序与青少年犯罪可能性大小成正比关系,家庭缺陷通过对青少年人格发展、心理性格、人生观及社会适应力的影响而致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充分认识家庭在预防、减少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地位,夯实婚姻基础,强化家庭教育功能,丰富家庭文化活动,建立新型文明的家庭伦理关系,对于建立和谐、幸福、康乐的家庭,预防青少年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贡任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和年龄的划分以及制裁提出了新的建议，代表了当今世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发展趋势的展望。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范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检讨了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刑事责任规定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不吻合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刑事责任年龄、制裁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