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纽约公约》与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兼评中国加入《纽约公约》二十年的实践

《纽约公约》第2条关于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规定构成了统一实体规则,该规则应优先于国内法加以适用。对涉及仲裁协议实质有效性的问题,各缔约国法院在“裁决后诉讼”中应按照《公约》第5条第1款（甲）项的统一冲突规范确定准据法;在“裁决前诉讼”中应类推适用《公约》第5条第1款（甲）项的统一冲突规范。对“双无仲裁协议”,则由缔约国自行确定其实质有效性的准据法。我国法院在涉外仲裁协议法律适用方面应更好地执行《公约》的规定。     

我国建立腐败犯罪受害人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想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已于2005年12月14日生效。我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10月27日审议通过,批准了该《公约》。这意味着从《公约》生效之日起,中国政府就应当按其规定,行使权力,履行义务(除62条第2款声明保留以外)。《公约》的生效和履行,将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公约》为对照,拟从腐败犯罪损害赔偿的诉讼角度,审视我国刑事程序法律制度的完善,探讨在有效惩罚腐败犯罪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挽回国家经济损失。《公约》有关规定与我国法律制度的差异《公约》第53条第2款规定:各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采取必要的措施,允许本…     

不应单独规定徇私舞弊犯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

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对办案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但其中关于《刑法》第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及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之最后一项,皆规定为:“徇私舞弊,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笔者认为不妥。 该项之所以被列为立案标准之一项,是基于《刑法》第397条第2款的规定。1997年12月,高检、高法分别依据《刑法》分则规定了各罪的罪名,对《刑法》第397条第2款是否单立罪名存在分歧,后者没有将其独立成罪,而前者认为应独立构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从此次公布的立案标准看,高检采纳了     

劳动教养刑事化问题刍议——一个由《公民权力和政治权力国际公约》关于“强制或强迫劳动”的规定而引出的话题

我国政府已于 1998年 10月 1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并承诺将于近期批准加入该公约。这就使我们不得不从《公约》的角度 ,来重新审视我国与《公约》相关的法律制度。其中 ,劳动教养制度由于和《公约》第 8条第 3款“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之规定不相符合 ,因而成为我国法律制度同《公约》接轨的障碍之一。如何使劳动教养制度既发挥其预防犯罪、保卫社会的积极作用 ,又使其与《公约》协调接轨 ,是法学界需要着力研究的一个问题。将劳动教养制度刑事化 ,似不失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可行方案。     

走私武器、弹药罪死刑废除的思考——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背景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取消包括走私武器、弹药罪在内的9种犯罪的死刑,引起社会对死刑罪名废除的热议.我国刑法在死刑的适用条件上的限制规定是:“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抛开死刑存废之争和刑事政策的考量,探究走私武器、弹药罪是否符合“罪行极其严重”是判断该罪能否被废除死刑的关键.在《刑九》出台的背景下,从理论上探讨本罪的死刑是否应被取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罪责刑相适应、刑法体系的协调性、国外法律的借鉴等方面来考察取消本罪死刑的相关问题.     

《伯尔尼公约》中的“国民待遇”原则之例外

“国民待遇”原则是《伯尔尼公约》的基本原则之一,它的严格含义是指:“凡受本公约保护的作品,其作者除了在起源国之外,可在其他成员国享有后者的法律目前授予或今后授予其国民的权利,以及本公约所特别规定的权利。”(《公约》第5条第1款)由于国际著作权保护     

高级法院死刑核准权质疑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刑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也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最高人民法院在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６日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三条规定，下发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明确地将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毒品犯罪的除外）、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判处死列的案件，除了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涉外的…     

“不举发”小议

在司法实践中有这样的案例:被告人以知情不举、有意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这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举发”是否为犯罪?是不是包庇罪? 我们先看看建国后有关法律规定,然后研究“不举发”是否为犯罪的问题。一九五一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处十年以下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处十年以上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第十九条规定:“对反革命罪犯,任何人均有向人民政府揭发、密告之权,但不得挟嫌诬告”。     

联合国《销售合同公约》与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的比较(中)

<正> (三)关于解除合同的效果的规定相同解除合同是对根本违约或重大违约的一种救济方法,已如前述,《公约》与《合同法》都肯定了这一点。至于解除合同的效果应当如何处理?《公约》与《合同法》也采取了相同的规定。《公约》第81条第(1)款规定:“宣告合同无效解除了双方在合同中的义务,但应负责的任何损害赔偿仍应负责。宣告合同无效不影响合同中关于解决争端的任何规定,     

谈谈我国的行政诉讼

相对于其它部门法而言,行政法是一门人们较为陌生的法,而我国的行政诉讼则又是一个人们陌生的问题,因而,极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尽管目前我国尚无行政诉讼法典,但行政诉讼制度已由宪法和有关法律作了一般或具体的规定。新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第二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第三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不难看出,第一款和第二款包含了原则上对我国行政诉讼制的确立,第三款包括了对行政诉讼中行政赔偿原则的规定。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     

法律解读

域外杀人亦难逃法网北京籍男子苏欣在加拿大把妻子张某掐死后,潜逃回国,被公安机关抓获。10月26日,苏欣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按照我国《刑法》第7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故意杀人罪,在我国最高刑为死刑,所以域外杀人的苏欣难逃法网。为何北京市一中院是该案的一审法院呢?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0条的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可…     

小议票据诈骗罪的客体

票据诈骗罪(以下简称“本罪”)是刑法规定的8种金融诈骗罪之一,近年来已成为我国金融领域诈骗犯罪增长最快、发案率最高的罪种。对本罪进行深入研究,颇有理论和实践之双重价值。弄清本罪的犯罪客体,对于理解本罪具有重要意义。现有观点综述根据《刑法》第194条第1款之规定,结合     

领事职务中的"公证人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5条第6款规定：领事职务包括“担任公证人……．但以接受国法律规章无禁止之规定为限”。作为领事工作人员，我熟知该条款的文字表述。最近。通过对国际法的学习，我对其内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与认识。     

论挪用资金罪中的“他人“之含义:兼谈挪用公款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第384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而《刑法》第272条第1款规定的挪用资金罪是:“……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即挪用资金罪的客观要件比挪用公款罪增加了“借贷给他人”的规定。如何理解“借贷给他人”中“他人”之含义,目前存在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他人”仅限于挪用者本人以外的其他个人,而不包括单位(或法人)。为私利以个人名义将挪用的单位资金交给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机关、     

要约不得撤销的法定事由与效果

我国《合同法》第19条所作“要约不得撤销”的规定直接抄用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GS）第16条第2款。从立法史看，《联合国国际货物绡售合同公约》第16条第2款是折中德国法模式与普通法模式的结果。不同国家的学者在解释该款规定时，虽然尽可能地考虑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但因该规定自身含混不清，他们的意见明显存在分歧。作为一种国内法规则，《合同法》第19条根本不存在调和不同法系规则的内在约束，因此，不可像不同法系学者理解公约的规定的那些方式进行解释。这决定了不应以融通不同规范模式而应明确以德国法模式作为解释第19条规定的出发点。具体来讲，应以限制要约撤销为立场，将第19条从宽解释为规定了三种限制撤销权的事由。根据其设立目的并权衡缔约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应将“要约不得撤销”的规范意义解释为，并非意味着违法撤销要约须负信赖损失赔偿责任，而是指撤销要约的通知不发生效力，受要约人的承诺通知只要适时到达了要约人，合同即可成立。     

关于传播淫秽物品犯罪的几个问题

1990年12月28日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我国刑法第170条规定的制作、贩卖淫书、淫画罪重新作了规定,其中关于传播淫秽物品的规定尤为详细.《决定》不仅把传播淫秽物品确定为犯罪行为,而且还根据行为人传播淫秽物品的动机目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场所的不同,分别规定了三种罪名,即《决定》第2条第1款的规定的“以牟利为目的传播淫秽物品罪”,第3条第1款规定的“在社会上传播淫秽物品罪”和第3条第2款、第3款规定的“组织播放淫秽的音像制品罪”.另外,《决定》第3条第4款和第5款还分别规定,向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应从重处罚,以及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传抄淫秽物品的,家长、学校应当严加管教.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35条浅析

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程度的日益加深,国际货物买卖的数量也在急剧增加。《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订立,就是针对越来越多的跨国贸易,为其提供处理国际货物买卖关系的法律准绳。《公约》第35条就是具体规定了作为合同的卖方应如何满足交付货物的要求。《公约》第35条共有三款内容,第一款规定了货物与合同的相符,是判断货物合乎要求的最初条款;第二款是在当双方当事人没有达成同意的情况下适用,明确了一系列设想问题的解决;第三款则规定了卖方的对存在交付不符的免责。     

我们是怎样逐步实现“罪刑法定”的?──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六)

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那么，由谁来“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呢？修改后的我国测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了无罪推定（有人认为是罪从判定、有人认为是尚未完全到位的无罪推定）原则：“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两条昭示世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彻彻底底地走上了“任何人非经司法机关判决，不得税为有罪；任何人的罪与非罪和罪当问罚，只能由司法机关来判…     

论罪数不典型

一、罪数研究的意义 数罪应并罚,一罪不并罚。这是法制常规。“数罪”(实是或形似)不并罚,是常规之外的特例。作为“数罪”不并罚的基本理由的“罪之并合”便是刑法中罪数问题研究的中心。关于罪的并合,各国刑法规定不尽相同。我国刑法分则中有规定,如惯犯,而总则没有规定。有些外国刑法总则和分则均有规定。德国刑法典总则第52条(1)规定:“同一犯罪行为触犯数刑法法规,或者数个犯罪行为触犯同一刑法法规的,只判处一个刑罚。”前半句指的是想象竞合和法规竞合,后半句主要指的是连续犯。日本刑法总则第54条规定“想象竟合,牵连犯: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或者犯罪的手段或结果行为触犯他罪名时,以其最重之刑处断。”美国《模范刑法典》(1962年公布)总则第1节07条关于“定罪限制”(实为罪之并合)规定了几种情形:(1)一罪被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规定了几个新罪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规定了6个新罪名,即:拐卖妇女、儿童罪(第一条);绑架妇女、儿童罪(第二条第一款);绑架勒索罪(第二条第三款);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第三条第一款);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第四条第三款);利用职务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第五条第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