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海上保险索赔的若干法律问题

“投保容易索赔难”是保险市场上被保险人集中反映的问题,在海上保险中也不例外。海上保险规定在《海商法》的第十二章,其作为《保险法》的特别法,在没有明确规定时应当适用《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对于海上保险索赔而言,其不但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保险特点,而且还具有某些海上保险的特殊性。从目前的立法及实践上看,我国的海上保险索赔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尚待解决。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程序问题

1992年11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会议通过、1993年7月1日施行至今未修订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十一章设立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文章就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申请具有“诉”的特性,设立具体适用程序谈谈作者的看法。     

海峡两岸承运人责任基础比较研究——以《鹿特丹规则》为视角

《鹿特丹规则》制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取代现有的三个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以真正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的国际统一。在内容设计上,《鹿特丹规则》对于既有的相关国际公约既有适度传承,更有革新性发展。例如,在承运人赔偿责任基础这一问题上,《鹿特丹规则》表现出与现有三大公约迥然不同的规定,体现了国际海事运输法的重大变革与进步,可以预见的是,作为当前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规则之集大成者,《鹿特丹规则》的革新性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海商法》和台湾地区的"海商法规"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两岸海事立法可借鉴《鹿特丹规则》,在将来适时作出调整以顺应国际海事运输法的发展。     

我国海上保险保证制度构建与立法完善

我国《海商法》仅第235条规定了违反保证条款时,被保险人要承担书面通知义务,保险人享有解除或变更合同的权利。保证法律概念的缺失和法律规则构建的不足,导致法律适用的困难。通过全面梳理英国海上保险保证制度的规则演进和法律变革,对比我国《海商法》及《海商法(修改建议稿)》的规定,进而提出《海商法》修改时,应当构建海上保险保证制度,在立法上将“保证”定义为被保险人对与保险标的有关的特定行为、事件或状态的确认和承诺;明确保证需由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约定,保证的种类应限于明示保证,而保证的形式不应限于书面形式;构建保证的法律规则,明确被保险人违反保证时,保险人的责任免除与承担的情形。     

我国多式联运保险立法的完善

世界贸易的发展带动了世界航海业快速发展,多式联运作为先进的现代运输方式,在货物运输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的支持.与此同时,为降低运输风险,解决多式联运存在的弊端,运输保险一如既往地得到青睐.2008年《鹿特丹规则》的面世为国际多式联运的制度设计带来了较大突破,同时也给多式联运的保险制度带来了冲击.我国《海商法》中的海上保险制度存在诸多缺陷,《保险法》中的制度设计也不够成熟,致使多式联运保险立法还有极大的完善空间.协调一般保险制度和海上保险制度的矛盾并填补立法空白,促进多式联运保险立法的完善,将会极大地减少运输风险带来的保险利益纠纷.     

论海上保险保证

海上保险保证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司法实践,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对保证作了详细规定。我国《海商法》第235条首次将其引入我国的法律体系,成为我国海上保险法中的一项特有制度。保证具有严格履行的特性,在历史上曾促进了海上保险事业的发展。近年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船舶保险费率的不断提高,与国家未能较好地实施保证制度有关。被保险人安全管理意识差,不该赔的损失由于举证困难及碍于商业关系等原因而赔付等,从而导致保险公司连年亏本,保险费率不断提高。这样,在不同程度上会挫伤一些严格管理、遵守各项义务的船东的积极性,从而使国内保险外流。基于完善我国保证制度的目的,本文拟从海商法的规定出发,结合英国海上保险法,对海上保险中“保证”的含义、性质、形式要求以及违法保证义务所致的法律后果等问题做出分析,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浅论海运货物留置权的若干问题

在海上货物运输活动中 ,经常遇到留置权问题 ,很多国家法律对此都作了规定。我国《海商法》对货物留置权的主要规定体现在该法第 87条和 88条之中。由于规定比较笼统 ,加之海上货物运输关系所具有的复杂性 ,使理论和实践对留置权问题产生了不同理解。本文对海运货物留置权的性质、范围、留置权与诉前扣货、般舶留置权与货物留置权等问题作了探讨。     

雇佣救助合同法律适用论辩——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61号民事判决之评释

对于雇佣救助合同的性质及法律适用,我国学理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分歧。雇佣救助合同应当适用《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及《海商法》第九章"海难救助"的相关规定。雇佣救助合同适用一般民事法律存在弊端,不仅忽视了雇佣救助合同的特殊性,也不足以调整雇佣救助合同,并且难以处理雇佣救助合同与其他海事法律制度的衔接。关于雇佣救助合同的救助款项,《海商法》第176、180条以及第183条的规定均可在特定条件下予以适用。尽管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61号民事判决与《海商法》修改并无直接联系,但该法修改时应对雇佣救助合同作出明确规定。各界应审慎看待本案。     

日本反倾销法简介

日本的反倾销法是由《关于执行关贸总协定第六条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关税定率法》、《关于不当廉卖的政令》(《以下简称《政令》)和《关于补贴关税及倾销关税之程序的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等法律、法规组成。现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就日本反倾销法的主要内容作一介绍: 1.征收反倾销税的条件     

建议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和加强,劳动教养对象一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另一方面其对象都有相应的法律调整和规范,劳动教养制度逐渐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一、劳动教养制度的违法性首先,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了《宪法》的有关规定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依据是:1957年8月3日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及1979年11月29日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规定》,1982年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决定》《规定》属于国务院行政法规,《办法》属于行政规章。《宪法》第三十…     

电视艺术学教学摭谈

电视艺术学,是音像数字技术专业中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本文作者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简明地论述了该课设课之必要,深入探讨了此门课程应研究之范围,并认真总结了教学得失,同时对今后的教学提出了自己的改进设想.     

关于贪污罪主体立法的再认识

由于受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长期以来 ,我国刑法对贪污罪主体范围的规定一直比较宽泛 ,1 997年修订刑法 ,虽然部分缩小了贪污罪主体范围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过于宽泛的贪污罪主体范围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许多问题 ,主导思想不明确、打击重点偏移、刑罚失衡、办案难度加大等问题无不与贪污罪主体范围宽泛有关。笔者在对贪污犯罪客体、贪污罪犯罪属性、贪污罪主体的本质特征等问题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贪污罪主体立法 ,精简贪污罪主体范围的主张     

以人为本的实现形式探析

坚持以人为本,必须紧密围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中心,以满足人的需要和发展人的能力为思考问题和实际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做到认识人、关心人、尊重人、开发人。     

形象权专门立法探究

形象权作为一个新型民事权利,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传统的人格权法、著作权法、商标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就形象利益保护问题加以调整,但是囿于其自身法理机制,各法的调整均有很大局限.以上述分析为依据,提出我国应构建专门的形象权保护制度,并从基本法律问题、保护期限、权利限制、法律责任等方面提出了立法构想.     

贵州营商环境对企业家创业影响研究

营商环境的便利与否直接关系企业家创业活力,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对影响企业家创业的营商环境因素进行分析是促进地区营商环境改善的有效途径。文章聚焦营商环境外因,以贵州企业家为调查样本,希望厘清营商变量与企业家创业的关系,挖掘主要影响因素,以此有效改善贵州地区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家创业,最终促进贵州经济的发展。     

浅论电视气象节目主持人应具备的素质

本文着重论述了气象节目主持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这些素质对于不断提高主持人能力和水平有着特别的意义。气象节目主持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有：一、要寻求准确的定位，摆正自己的位置；二、应树立鲜明的主持风格；三、要敬业爱岗，这是每个行政教提倡的职业道德；四、有合作精神。     

立法思想层面下的渎职罪研究

本文通过对现行刑法中指导渎职罪共有的“宜细不宜粗”的立法思想和渎职罪特有的“轻刑溥惩”的立法思想的分析 ,评价它们对污职罪立法及司法的影响 ,进而对这两种立法思想的全理性提出质疑     

党员规模控制研究述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3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员规模控制问题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学术界亦对此进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党员规模控制问题的缘起,通过梳理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将党员规模控制问题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阶段叙述了研究状况,探讨了目前研究呈现的特点与存在的不足。     

日本的环境刑事法律之探讨

日本作为率先扭转环境污染的国家之一,其环境刑事立法有其诸多独特之处,本文考察了日本环境刑法的发展进程,探讨了其立法例的特点,为完善环境刑法学提供了一些参考。     

浅谈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改进措施

文章从宏观的法律规定层面和具体工作中分析当前检察机关在行使法律监督职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尽快完善诉讼法律监督相关立法,突出具体监督工作的重点,努力拓展诉讼监督工作渠道,建立合理的诉讼监督绩效考评和激励机制,改革财政制度以保证独立行使检察权等改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