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贿罪立法完善的思考

从行贿罪立法沿革来看,我国刑法对行贿罪处罚力度不断加大,当前行贿罪立法遵从"行贿与受贿并重处罚",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仍然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的倾向,形成了行贿罪立法趋严与司法趋宥的悖论,并导致行贿罪与受贿罪追诉失衡。片面从立法上加大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改变这种困境,一方面是找准腐败犯罪的治理重心,将打击重点回归到受贿犯罪;另一方面是进一步严密行贿罪刑事法网,提高行贿罪处罚几率,适度调整和完善行贿罪的刑罚配置。     

统一裁判语境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规制

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并且在实现个别正义、保证刑法的灵活性、适应中国国情等方面彰显出独特的价值.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与立法的详密程度、刑事政策、法官的素质等因素密切相关.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不当行使该权力出现了量刑失衡、司法腐败等负面效应.因此,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加强刑事司法解释、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制定量刑指南、改革裁判文书以及提高法官的素质,应当成为我国规制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有效路径.     

我国贪污受贿罪量刑存在的问题和完善建议——以200份贪污受贿案件判决书的实证分析为基础

对200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贪污受贿罪量刑存在量刑偏轻、量刑失衡、基准刑之裁量唯数额论、从宽量刑情节认定不严格和适用不规范等问题,其产生原因包括法制传统、司法体制、立法缺陷、司法积弊和司法人员素养等因素。基于腐败犯罪的状况和中央的反腐态度,司法人员应转变轻刑化理念,贯彻从严惩腐的刑事政策。完善司法体制、改善司法环境、强化检察权能、提高司法权威是改变量刑偏轻的可行思路。刑法上重置受贿罪的罪刑结构并增设常见的犯罪情节,司法上构建二元处罚标准的量刑方法,完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是促进量刑均衡的有效路径。观念上厘清受贿罪的罪质及影响其罪责程度的要素,实践中更加注重其他犯罪情节对刑罚的影响,是化解基准刑之裁量唯数额论的理性思维。判决书中加强有关从宽量刑情节的说理,有利于解决从宽量刑情节认定和适用中的问题。     

我国禁毒刑事政策重刑化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禁毒刑事政策重刑化在立法层面与司法层面得以体现。毒品犯罪法律体系严厉、重刑适用率与死刑适用率高、量刑标准存在省际差异等问题,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精神相背离。我国应当在立法上通过罪名分层,以及"但书"条款适用达致宽严相济处理毒品犯罪案件;在司法上统一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数量标准,并适用罚金刑实现刑罚轻缓化。     

基于盗窃罪的司法量刑改革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发生的诸多社会案件及其司法裁决折射出了我国司法量刑改革之困境。2010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量刑指导意见》将量化方法引入量刑机制以限定法官自由裁量权,但这种量化方式与我国目前以衔接式为主的"唯数额论"定罪量刑模式不相协调,这导致诸多特定案件无法实现个别化正义,量刑结果与社会公正情感相背离。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刑事立法中改变"唯数额论"的量刑模式,提倡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立法定罪模式。在刑事司法中,打破以数额为主的量刑方式,降低数额在量刑中的作用,加强量刑中对犯罪情节的考量,在相对灵活的量刑机制内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法律正义。     

入罪与定罪:行贿治理的困境及其消解

从行贿入罪规范文本的结构变迁来看,其遵循的是一种以预防为中心的综合治理逻辑:一方面是选择数额加情节的入罪体例,另一方面是采取自由和财产的并罚结构。但是,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犯罪的主观条件也造成了认定犯罪过程中司法裁量的较大弹性空间。相关实证分析和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腐败犯罪治理失衡、行贿量刑整体趋轻以及过分倚重缓刑执行是我国当前行贿罪司法裁判的现实图景。同时,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部分量刑影响因素功能“缺省”或“溢出”等非理性化风险。面向规范与实践的司法优化,未来应当通过规范文本的前提性修正、监检衔接的制度性保障、缓刑适用的重塑性调整等法治策略,进一步提升行贿罪司法的相对理性。     

法官裁量与中国刑罚体系的完善

刑罚权,是立法权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刑罚制度和人权制度.江苏省高级法院最近公布施行了刑事审判中的<量刑指导规则>,引起了司法界和法学界的争论.确定量刑标准必须考虑物价、地域、历史、形势、政策、物价、民心、法官素质等因素,属于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应属最高法院行使,但中国刑事审判特别是经济犯罪审判长期存在着量刑轻重混乱的情况.江苏高院的做法只是将一直享有具体案件的裁量权和具体标准的适用权规范化成文化而已,这主要是最高法院指导全国刑事审判的失范造成的.可考虑放宽刑法中的量刑标准、减少死刑等,以及设置司法解释审查机制,编制全国量刑通报,同时必须加强法官判案释理和强调法官独立.     

中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中国近年来刑事司法领域重大的改革举措,而量刑程序改革是中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方面。作为中国量刑程序改革重要阶段性成果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总结了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经验,利于实现量刑的程序公正,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中国量刑程序改革的未来路径是对现有的所谓"诉讼化的量刑程序"加以改造,建立适合中国司法生态环境的量刑听证程序,实现量刑程序的完全独立化和听证化。     

我国反腐败境外追赃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思路

按照刑法规定、通过境外民事诉讼、根据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或国际条约、运用刑事政策督促腐败分子或其亲属主动退赃,是我国反腐败境外追赃的主要方式。做好该项工作有利于产生威慑作用,督促腐败分子投案自首,也有利于更好地对腐败分子定罪量刑,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经济秩序的和谐稳定,但目前在法律规定、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专业人才建设、情报信息交流等方面依然面临挑战。有必要健全国内法律法规,为境外追赃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深化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建立合理的资产分享机制;重视专业人才建设,打造高素质的境外追赃执法队伍;加强"互联网+"时代的情报信息交流,提高境外追赃实效。     

刑事政策对证券犯罪的理性应答--兼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刑法干预事由

我国证券市场刑事立法的严密性、数量、质量和证券市场发育程度及证券管理体制等因素决定了证券犯罪"司法介入"的功能性缺失,应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出发,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为切入点和范例,对证券犯罪进行刑法干预、制度设计.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军队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时代赋予军队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作用。而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也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规律。     

目标设置与评估的集中化及其指引价值的缺失与重建

在中国,目标的设置与评估主要是一个集中化的过程,是贯彻上级政策的一种手段。当绩效评估不可避免地和地位、荣誉、晋升或收入联系在一起时,指标体系的设计实际上成为奖惩体系的设计。目标设置与评估的集中化以及压力体制和干部任期制等的交互作用导致目标实现过程中的荒谬行为和短期行为,并使目标设置与评估失去导向作用。公众参与、政府职能的合理界定、灵活的目标设置与重视公众满意度是绩效目标设置与评估指引价值重建的路径。     

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比较及启示

因社会制度和国情的不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有其独特的内涵和内容.各国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制定上有共同之处,同时又存在着明显差异.这启示我们要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注意设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要体现开放性的特点.     

论人学和历史学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市场经济社会的个体主体性原则和目前我们国家个体主体性建设落后的现实及其复杂性要求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的哲学和史学研究，这是我国近年来人学研究兴起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的人学研究基本上局限在哲学领域，属于哲学人学。它首倡加强对个体人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其学科的局限性使它无法继续深入到人学研究的核心层次——对人的一般发展规律的历史考察。而人学的历史化既克服了哲学人学的局限性，又能有效摆脱史学本身的危机。     

琼台农业的发展比较与合作前景

台湾与海南在自然资源条件方面比较相象,但是农业发展基础差距很大。经过五十年的发展,海南农业已经大大缩短了同台湾农业的差距。海南农业快速发展有两条基本经验:1、经济落后地区开发之初政府主导的集约式集中了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开发效果明显;2、立足区域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充分发挥海南的竞争潜力。海南农业进一步发展还需要解决的两个难点:充分尊重农业生产主体的经营自主权与小农的合作。     

大连市都市农业创新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根据都市农业的特点,分析大连市发展都市农业的优势和制约因素,确定大连市创新发展都市农业的功能定位及重点,提出大连市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对策措施：推广都市农业理念,促进都市农业发展的制度创新和设计,强化政府的协调与服务功能,培育都市农业市场体系。     

采购和会计支出系统中的舞弊预防与查证研究

采购和会计支出系统中,业务发生频繁,会计凭证量大,涉及专业性强,致使对采购舞弊查证困难,本文从采购内部控制和舞弊查证两个方面进行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