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法知识问答

(32)为什么继承法规定代书,口头和以录音形式所立遗嘱必须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才能有效?哪些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口头遗嘱和以录音形式所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因为遗嘱是一种单方的法律行为,不需要征得     

《民法典》中关于房产继承的新规定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对被继承人的房产如何通过继承的方式转让给继承人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在这些规定中,有不少内容是结合之前的情况提出的新规定。1.新的继承权增加了2种立遗嘱的方式《民法典》第1136条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37条规定:“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我国四法域遗嘱方式立法比较研究

通过对我国四法域遗嘱方式规范的比较可以发现,四法域立法在遗嘱形式分类、遗嘱见证程序及见证人资格等方面差异明显,在其他遗嘱方式事项上也各有特色。我国大陆地区的公证遗嘱、录音遗嘱、特别遗嘱及遗嘱见证人规范存在明显不足,应当借鉴其他法域的立法经验予以完善。     

论我国遗嘱形式的完善

本文指出我国继承法的法律条文设计过于简单,不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操作。文中对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的完善以及不宜担任见证人的人员等问题提出了相关见解。     

五种遗嘱形式优、缺点谈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财产的增多和法律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生前用立遗嘱的方式来处理身后的遗产。这真是“身前看透身后事，立下遗嘱分遗产，自己意愿能实现，也为家人省麻烦。”我国《继承法》规定了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5种遗嘱形式。     

打印遗嘱的法律性质和效力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打印遗嘱在生活中越来越多见,但我国《继承法》对打印遗嘱却未有规定。应根据打印遗嘱形成的不同方式(如立遗嘱人亲自打印,立遗嘱人委托他人代书并打印,立遗嘱人手写遗嘱后为求美观再委托他人打印等),确定打印遗嘱的性质和效力。对遗嘱的效力认定应以真实性和尊重立遗嘱人意志为原则,对于遗嘱在法定形式上的瑕疵应允许通过其他证据来弥补。     

我国遗嘱见证制度之重构

我国《继承法》第18条将欠格见证人规定为"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这样的规定扩大了欠格见证人的范围。对见证人欠格要件,应从见证之主体要件、程序要件以及人数要件三方面予以规制。其中,见证之主体要件应包括能力欠格要件和利益欠格要件,应将现行法规定的"继承人"修改为"遗嘱指定的继承人"、将利害关系人明确为"遗嘱指定的继承人、受遗赠人的配偶及直系血亲";将程序要件规定见证的重要环节;对遗嘱见证人人数修改为3人以上;明确欠格见证人在场的遗嘱无效,从而保障遗嘱的真实性、有效性。     

自行遗嘱与公证遗嘱的高与低

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我国公民设立遗嘱有五种形式：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除公证遗嘱是由遗嘱人亲自申请，由公证处办理外，其他四种形式的遗嘱都是由遗嘱人本人（有时要有在场人见证）亲自订立的。为了区别于公证遗嘱，我们将公证遗嘱之外的由遗嘱人亲自订立的其他四种形式的遗嘱通称为“自行遗嘱”。公民的“自行遗嘱”是我国遗嘱形式多元化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遗嘱民事法律活动运行中的重要机制和渠道。实践证明，公民遗嘱形式的这种多元化格局，特别是在《继承法》中对公民“自行遗嘱”的法律地位予以确认，为遗嘱人自主选择遗嘱形式提供了法律依据，极大地方便了遗嘱人实施遗嘱的设立、变更或撤销等行为，对遗嘱民事法律活动的畅顺流转与运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公民的这种“自行遗嘱”在遗嘱设立过程中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有时会影响到遗嘱本身的效力。     

遗嘱公证若干问题探析

一、程序违法或瑕疵的遗嘱公证效力如何确定遗嘱公证是公证处按照法定程序证明遗嘱人设立遗嘱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正常情况下，经过公证的遗嘱效力是可以确定的，而且相对于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等形式的遗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是一旦继承开始的时候，各继承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当自己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往往会从遗嘱公证无效的角度人手．请求法院撤销遗嘱公证．从而达到继承的目的。     

遗嘱公证打印形式的法律问题

随着科技的进步，电脑，打印机等电子办公设备正步人千家万户，用电脑打印书信也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生活中人们利用电脑打印遗嘱是普遍现象．《遗嘱公证细则》第18条也规定公证遗嘱采用打印形式。那么，打印遗嘱是否符合我国《继承法》对遗嘱形式的要求？打印遗嘱属于自书遗嘱还是代书遗嘱？公证遗嘱为何要打印而成？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侵占罪犯罪对象要素之解析检讨

关于“遗忘物”要素,应当正视立法规定上的不合理性,根本解决办法应当是尽快修订刑法的规定,将侵占遗失物、漂流物、失散的饲养物以及其他所有“脱离占有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减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针对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界限所带来的分歧与迷惑。关于“埋藏物”要素,应当坚持侵占罪中的埋藏物与民法上的埋藏物在概念和外延上的“区分论”立场,并注意针对埋藏物进行有效控制持有的“风险性判断”所具有的重要刑法意义。     

司法公信力的意义阐释

司法公信力源于司法的自治力、司法的说服力和司法的确定力。司法公信力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性沟通的产物,是一种归属于社会资本的制度性资源,是司法在发挥纠纷解决功能、权利救济功能和法律发展功能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任用和信用关系,是司法权威历史演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