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警察行政权的法律监督

警察行政权是国家进行管理的重要权力。由于警察行政权在实施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因此,应当正确认识对警察行政权的法律监督,真正发挥法律监督的功能,防范、控制和纠正警察权力的扩张、滥用和腐败,做到既能够从立法上制约警察行政权,也能够在执法中监督警察行政权。     

关于警察权力的思考

权力和职责是相对的、平衡的，有权必有责。警察权力作为一种权力也是意味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该行为引起后果的责任，行使某种权力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这也符合权力具有相对性的原理。“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滥用，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当前，我国警察在行使权利时存在许多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威胁了警察执法的公信力，如何正确的认识这些问题，并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解决方法迫在眉睫。     

监狱民警执法权保障问题研究

民警是监狱执行刑罚的主体，执行的是国家强制力所赋予的权力。监狱民警的执法权是法律所确认和所规定的，是监狱民警依法对罪犯实施改造与教育的前提。但是民警的执法权与执法要求不相对称、与罪犯的权利保障心理不相对应、与执法风险的防范不相对等等新的情况，已影。向到民警执法权的有效行使，影响到监狱执法环境的建设。因此，有必要对民警的执法权进行深入探讨。     

略论警察执法服务质量管理

警察执法服务质量管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公共服务职能是警察的基本职能之一。警察权力的亲和性决定了警察执法必须为国家的安全、发展和富强服务,为人民大众的和睦、富裕和幸福服务。当前,警察执法存在着诸多问题,构建以服务公众为导向的警察执法服务质量管理系统势在必行。     

论监狱警察执法权力与个人权利保障

监狱警察执法权力与个人权利得到有效的保障,不仅会对二者的有效行使起到相互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会提高监狱管理的规范性。本文首先归纳了监狱警察在行使执法权力及保障个人权利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后针对存在的问题,从立法和完善监狱管理制度两方面提出了粗浅的建议。     

警察职权的配置与警察权益的保护

我国现行法律赋予了警察机关以广泛、重大的职权,但立法上对警察机关行政职权制衡机制配置上的不完善,对警察行政强制权特别是即时强制权配置上的失衡,导致警察执法过程中种种滥用警察权和警察权益受损情形同时存在.因而,从立法上加强对警察权的限制、制约与规范,合理配置警察职权,不仅是保障警察执法活动和警察个体权益的需要,而且是更有效地保护执法相对人的权益、公民的权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浅析和谐社会警察权益的保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安机关警察权力的运行必须符合"严格、公正、文明"的要求,而当前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警察权力被滥用、权力指向异化、公民对警察行为投诉权过分张扬以及民警正常执法活动保障机制缺失等现象。本文指出欲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加强有关警察权力的立法工作,建立科学的公民投诉处理机制以及执法维权保障机制。     

警察执法中实施正当防卫的有效性研究

警察执法行动中因抗法遏袭导致伤亡的事件不时发生,研究警察执法中正当防卫行使的有效性,意义重大。从法规条例、实战能力等两个方面对警察在执法中实施正当防卫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论述,指出：国家现有的法规条例为警察实施正当防卫提供了较为有力的法理依据,警察执法时实施正当防卫必须很好的贯通、遵循相关法规条例;同时,警察执法中实施正当防卫,还必须有良好的防范意识、过硬的武力手段、规范的法律行为以及健康的身心作为自身实战能力保障,才能提高正当防卫的有效性。     

警察自决权及其控制

警察自决权是警察机关和警察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警察权,进行管理社会治安和制裁违法犯罪的活动中,根据工作中的具体情况,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自行决定处置的权力。美国警察问题专家罗斯科·庞德曾给警察自决权下了个定义:法律给予警察组织和警察个人的,根据具体情况凭良心公正地依据法律而采取行动的权力。之所以要研究和控制警察自决权,是因为警察在行使自决权时,常常会出现偏差、不平衡和滥用的情况,往往给群众造成许多误解和麻烦,造成警     

论美国的警察紧急权理论

警察通常需要承担刑事执法和行政管理两项职责,警察在履行上述两项职责的过程中都可能面对各种紧急情况.在应对紧急情况的过程中,警察可以行使紧急权力,警察的紧急权与公民的宪法权利密切相关,因此,对于警察紧急权的考察,不可避免地涉及宪法与紧急权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对宪法与紧急状态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基于美国学者对宪法与紧急权的研究,可以认识到宪法与紧急权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美国法院对于警察紧急权问题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并将警察紧急权区分为刑事执法紧急权与行政管理紧急权.美国法院已经对警察的刑事执法紧急权形成了较为科学地认识,不过,对于警察的行政管理紧急权的性质和运作原则,仍然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     

公安民警维权法律规定的缺陷及完善

近年来,公安民警在执法过程中,遭受不法侵害的事件日益频繁,民警被谩骂、围攻、诬告陷害甚至暴力袭击的事件在各地不断发生。由于现行法律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使得公安民警维权无法可依,严重影响了民警维权工作的开展。结合实例,分析现有法律制度在公安民警维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民警维权的法律体系,提高对暴力袭警的惩罚力度等立法建议。     

论警察行政执法现代理念之确立

警察行政执法理念直接决定着警察的执法水平,而警察行政执法水平的高低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一个国家的法治进程,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因此,确立并培育符合法治社会要求的警察行政执法的现代理念显得尤为重要,即树立法律至上、保护与服务相对人、正当程序、适度干预的理念,并以此指导警察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行政执法行为,无疑对促进警察依法行政乃至整个社会的法治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机关轻缓刑事政策适用情况调查报告

当前在轻罪案件中不当逮捕现象严重,相对不起诉率偏低,抗诉只注重抗“轻”而忽视抗“重”。对不当立案的监督缺失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保护措施不力,是广西检察机关轻缓刑事政策适用中的突出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执法观念、工作制度、法律缺失等诸多因素。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加强教育引导、完善相关的工作制度和相关的法律规定等途径来共同进行。     

道路危险品运输管理行政执法中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相继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涉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初步形成了危险品管理法律法规体系,有力地保障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行业的健康发展。但是,随着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市场日趋复杂化与多元化,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执法工作中面临新的问题。本文分别从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依据的法律法规、执法力度、多头管理等方面分析了当前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相应的解决方法。     

警察执法的道德追问

警察执法不仅是实施法律的过程,而且也是实现道德价值的过程。忽视警察执法的道德追问,必然造成警察执法的道德缺失。警察执法应是法治化与道德化的统合。提高警察的道德素质,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警察执法正当目的的确立和警察执法手段的正当行使。在依法治警的同时切实以德治警,加强对警察自由裁量权的道德约束,让“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道德价值理念照耀警察执法过程。     

"人性化"执法的价值理念与范式框架--以警务执法为基本视角

"人性化"执法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抽象,蕴涵着十分丰富的价值内涵。其执法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法权要求,其执法运作是法制现代化的基本手段和目标归宿,其执法结果有助于社会人文警务力量的培植与提升。警务执法必须围绕"人性化"理念,开展相关可行性设计和制度安排。     

船舶留置权法律制度的特殊性

对船舶留置权、以船舶为客体的留置权和一般留置权的法律定义进行比较,分析船舶留置权所担保的债权合同、被占有船舶的权属、受偿顺序以及实现方式等特殊内容,指出完全以一般留置权的法律规定适用于船舶留置权,无法公平有效地解决船舶留置权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有必要另行规定船舶留置权法律制度,以维护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     

论民事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关系

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中居于何种地位?传统民法理论对此尚无法做出满意回答。若将民事权利、义务和责任视为属于同一个位阶,三位一体统一于民事法律关系之中的概念,而视人格权、物权、知识产权、债权与其相对应的义务(债务)为此三个基本概念的下位概念,则可以推导出侵权行为产生的不是债而是民事责任,侵权行为法主要是绝对权的救济法,应当从债法中独立出来。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民事责任体系,实践着私法自治的功能。     

论警察战术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

警察战术理论源于军事战术理论,发展于警察司法实践活动,是关于警察执法战斗指导规律的理论。研究警察战术理论应当从研究警察执法战斗活动开始,研究警察执法战斗活动的特点、本质、基本类型、样式、发展趋势以及与警察执法战斗有关的指导规律和实践中主要问题,不但要着眼于应用,还应着眼于发展,着眼于未来,使警察战术理论向更具长远指导意义和应用效果的方向发展。     

Legislation and educational change: the struggle for social justice and quality in China's compulsory schooling

Whether a law can bring about change has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of debate in the literatures of law, sociology and educa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2006 revision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legislation in Chin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functions and limits of the use of law to effect educational change. It explores why and how China continues to rely on instrumental use of the law to bring about change and rectify problems that the previous legislation did not. The article shows that law can be used as a tool for social justice that helps defend children's right to access basic quality education. However, the realization of legislative change requires favourable economic, social and/or cultural conditions, the support of extra-legal means and a concerted effort by all actors in interpreting and enforcing the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