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的范式建构及其转型方略

由以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的新三大都市圈与以国家级城市群为目标的四大核心城市群共同构筑的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新形态,标志着以大都市治理范式建构为目标的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主导范式的正式登场,昭示当代中国国家建设催生以大都市治理为核心的发展新动力,开辟以大都市治理为主战场的发展新空间。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范式是集共有权利、共有设施、共有规则、共有形态、共有绩效以及共有知识体系于一体的新型大都市治理范式,呈现了基于共享的统筹式治理模式、基于ICT的智慧型治理形态、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治理机制"三新"特征。推动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范式的转型,必须遵循从统筹区域合作到促进协同发展再到推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这一中国式制度演进轨迹的基本经验,坚持"先规划对接,再深度协同,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理念,实施"区域规划对接对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体系开放开发、区域制度深度融合、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五位一体的战略举措。在此基础上,用大都市治理范式创新的最新理论成果与制度体系设计,为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富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资源与发展动力。     

主动对接式区域合作:长三角区域治理新模式的复合动力与机制创新

长三角区域治理模式开始突破分割式治理模式和经济协作式治理模式等传统模式的窠臼,进入经济社会一体化协同式治理模式的新阶段与区域内各省市彼此主动对接、深度互动的新时代。长三角区域内核心城市上海"主动走出去"、上海周边区域中心城市嘉兴与南通等主动对接上海的区域合作创新实践,开创了长三角主动对接式区域合作新模式的复合创新动力,即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规划引领动力、长三角地区多层次多领域多专题的共识协同动力、长三角区域核心城市上海的主动作为与周边城市主动对接的互动动力等多重动力的复合。长三角主动对接式区域合作新模式通过密集规划、精准接轨、深化落实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创造了主动对接、全面对接、深度对接等新型区域合作新机制,推动区域治理范式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深度转型。由长三角主动对接式区域合作新模式开辟的区域治理新型空间、新型任务、新型目标、新型绩效的分步骤、分阶段、分层次的实现,昭示着当代中国区域善治发展道路的全新型构。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雄安新区治理理念的变革与重塑

雄安新区顶层设计的面世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这一举措对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意义非凡,是医治北京"大城市病"的一剂良方,也是京津冀区域携手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发端。在何种语境下定位雄安新区的发展理念?如何在理念引领下,尊重多元主体固有价值和独立性的基础上凝聚共识;如何在理念引领下,依托聚合性共同体谋求集体行动目标的达成;如何在理念引领下,促进协同治理方略的实现,是本研究着力探讨的核心问题。通过系统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理念变迁,针对区域协同治理的思维障碍和理念发展困境,基于国家利益的最高价值、区域公共利益的现实价值和地方利益的基础价值视角,提出具有协同意蕴雄安新区治理理念的设定,这是打破传统思维定式,破解合作治理困境,优化治理架构的价值前提,也是雄安新区新型治理模式建构的逻辑起点。     

行政审批局模式的适用性探讨

行政审批局作为近年来行政审批服务领域政府创新的重要举措,备受关注,在一些地方风靡起来,同时也饱受争议。作为地方的大部制改革试点,行政审批局模式体现了整体性治理的一些特性。而整体性治理不仅是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变革,还需要建立在协调机制、整合机制和信任机制等一整套运行机制之上。行政审批局模式目前还只是一些地方市、县的积极探索,没有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上级相应机构与之进行对接业务,因而并非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标准范本,地方政府不能脱离本地区经济社会状况而盲目跟风,必须因地制宜。对于已经采用行政审批局模式的一些地方,可以结合整体性治理的基本理念进一步改革完善。此外,行政审批局模式的发展,还需要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机构衔接整合、信息平台建设和信息资源共享等一系列配套改革。     

2016:社会发展在哪些方面发力

正2016年作为"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继续贯彻落实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继续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新的增长动力转变增长动力结构,还要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逐步把以往由要素增长主导的发展动力结构转变为由创新引领的新型动力     

京津协同是京津冀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京津冀区域,将京津冀协同发展确定为重大国家战略,制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京津冀整体和三地都进行了明确的功能定位,要求通过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实现协同发展,将京津冀打造成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同时发挥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的作用。在这之中,"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定位对我国在新时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新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京津冀承载着推动国家经济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法治化路径研究

政商关系的实质是法治关系,法治化程度决定了政商关系的成熟程度。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新型政商关系的法治化建设,应着眼于政策顶层设计,围绕新型政商关系法治体系构建、问题治理、运行保障三个维度进行。     

基于协同理论的长株潭城市群合作治理研究

从区域一体化的视角看,城市群不仅是我国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区域类型,也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长株潭城市群是中部崛起的代表性主体功能区之一,"两型社会"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为其协同治理提供了政策契机和历史机遇。受行政区划、协同技术等因素的制约,长株潭城市群政府间恶性竞争、各自为政现象突出。结合长株潭城市群的特点,运用协同学原理,探讨城市群发展的瓶颈问题,基于协同框架的合作治理基本思路应为:合理配置资源,发挥系统功能倍增效应;强化协同区域发展目标下的政府引导作用;充分发挥长株潭的自组织作用。     

整体性治理的实践探索——深圳一体化大交通管理体制改革案例分析

深圳一体化大交通管理体制改革本质上是一项整体性治理的实践探索,是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对交通管理体制的发展与创新。作为一种新型的交通管理模式,一体化大交通管理体制所秉持的治理理念,遵循的治理原则,选取的治理工具都与整体性治理相契合;相应地,整体性治理理论也从职责设置、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和法规制度等方面昭示了一体化大交通管理体制的未来发展方向。     

“强省会”战略引领长株潭都市圈建设的路径研究

以“强省会”战略引领长株潭都市圈建设是融入国家新发展格局的强大引擎,是带动湖南全省区域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有利于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从而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乃至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从目前情况来看,推进长株潭都市圈建设已是大势所趋,具备成熟的发展基础、政策保障等有利条件,但还存在省会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有待提高、城市间分工协作水平有待提升、产业融合协同不足、一体化发展水平有待改善等问题。因此,需要从规划统筹、科技与产业协同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开放发展协同突破等方面加以强化,以推动都市圈高质量协同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放管服”改革:动力机制、运作逻辑与未来展望

"放管服"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延续与深化,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建设现代化政府整体性改革方案的创新与实践。论文围绕为何改、改得如何与如何改的思路系统考察"放管服"改革的动力机制、运作逻辑和发展路径。研究发现,"放管服"改革深受包括作为顶层驱动力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内部驱动力的政府权力调整与政府职能科学转变、作为外部驱动力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与满足民众美好生活需求在内的多重动力驱动。"放管服"改革体现了政府权力与职责边界的调适逻辑、系统集成与统筹治理的协同逻辑、"放、管、服"三位一体的发展逻辑、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共演逻辑等运作逻辑。未来"放管服"改革要坚持宏观战略、整体理念与系统思维的改革定位,聚焦政府权力与职能现代化的改革重点,遵循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首创、再到全国标准化的改革路径,实现满足新时代民众美好生活需求的改革目标。     

城市群何以成为国家治理单元

城市化达到较高阶段以后城市群出现,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单元。国家治理单元是国家在空间尺度上采用的治理工具,具有功能、权力、边界三要素,且分为实体性治理单元和虚体性治理单元;具体包括政治和行政类治理单元、经济和生态保护类治理单元、功能性治理单元等。城市群是一种虚体性治理单元,具有"软"边界、无强制权力、复合功能的特点。城市群体现了一种"协同发展"的新理念,综合了大都市与区域的优点,内部合作方式灵活。城市群作为国家治理单元回应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需要,顺应了城乡治理思路的调整,部分取代了区域治理单元;中国城市群种类多样性使其成为可用的国家治理工具。城市群作为国家治理单元是国家治理需求不断发展的结果。     

社会协同治理困境的探究

社会协同治理的本质是从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单一掌控转向政府与社会双向合作治理的过程。现代文明的构建,"五位一体"的提出,预示着中国社会正逐渐走向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现代化进程,社会治理无论涉及的范围还是复杂的程度都大大增加,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同治理"的理念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以社会协同治理作为当前社会转型下的主要社会治理模式日益受到重视。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居民自治力量发育严重不足,居民参与意识不强,使得社会协同治理面临"主体精神意识缺失""强一元主体理念横行""缺乏顶层设计战略机制"等困境。     

基层党组织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分析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根本力量和治理体系的中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保障。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决定乡村治理的成效,它是一个综合体系,政治领导力是根本,思想引领力是关键,群众组织力是保障,社会号召力是基础。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治理结构协调性、治理主体融合性、治理体系法治化以及治理方式创新性方面的挑战和困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基层党组织必须要树立先进治理理念、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法、营造治理环境,不断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以新发展理念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引领湖南高质量发展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

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探索世界创新的演变轨迹,创新范式经历了从线性到体系到如今呈现的生态系统3.0的迭代。构建良好的生态创新系统是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必要前提。在我国,打造创新生态系统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构建集创新性、协调性、绿色性、开放性、共享性于一体的创新生态系统,引领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作为创新型省份的湖南更应以新发展理念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引领支撑“三高四新”战略实施。     

陕国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创新为发展动力,推动经营水平迈上新台阶 陕国投以创新提升治理层级,发挥创新在引领经营发展中的第一驱动作用.顶层设计方面,公司党委会将战略转型议题列入前置研究事项清单;董事会设立战略发展委员会围绕创新谋布局;监事会将转型成效作为监督履职关注的重要内容;经营层全面落实各项战略要求,抓好创新工作的具体落实.     

依靠人才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人才支撑、人才引领的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加快人才制度和政策创新,支持各类人才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央有关部门会议明确,要健全完善人才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就是要以推动人才创新创业为核心,进一步强化人才资源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健全完善新时代推动人才发展的治理构架.     

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以特大城市上海为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场域表征为响应度低的流动人口、关系疏离的陌生人社会、网络业态的社会组织、阶层族群的理念分割、职能同构的科层压力、智慧社会的数据治理。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创新主要是顶层设计系统科学、社区委员会共建模式、"三元复合"共治模式、"1+1+X"共商模式、"老乡管老乡"维权模式。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的上海经验主要在于:强化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倡导协商民主,促进选举民主;培育社会力量,推进协商法治化;创新协商模式,完善基层共治;推进数字治理,提高协商能力;厚植协商文化,推动法德融合。     

整体智治: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运行机制 ——基于杭州市S镇的考察

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着结构性和功能性双重困境,整体性治理、多元协同治理、政策网络等解决思路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困境,但同时还存在诸多不足。大数据时代,将数字治理技术与整体性理念相结合进行基层治理创新,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新型路径。杭州市S镇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促进结构重组,充分融合基层现有一切可及的资源,并通过平台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对原有治理功能进行重塑,形成既具有整体性又兼具智慧性的整体智治治理模式,解决了基层治理困境,提升了基层治理绩效。整体智治的主要运行机制包括功能替代机制、资源融合机制以及多元互动机制等。基层数字化治理改革中,需要通过建设统一平台,促进数据互通;整合基层力量,理顺协同机制;坚持需求导向,增强基层协商;完善治理网络,吸纳多元参与,以整体智治机制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实现共同富裕可复制性的区域整体性贫困治理经验——以贵州省铜仁市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以跨区域整体性治理为特征的贵州省铜仁市易地扶贫搬迁，业已成为我国深度贫困区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这种整体性治理通过跨区域布局的整体性治理、跨区县协作治理、跨部门多元联动、农民变市民的城乡观念转型以及跨服务半径的基层协同治理等方式的联动与聚合，在深度贫困区实现了长效脱贫目标。贵州省铜仁市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治理，以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整体性治理实现了治理绩效的最优化，通过城镇化集中安置实现区域产业集群化，通过精准就业和城乡福利保障的对接实现搬迁群众的福利最大化，进而实现了深度贫困区从就地被动脱贫向主动长效脱贫的模式转型，为加速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