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需要宽松的制度环境

正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之年。完善国家治理机制,提高治理水平,通过机制体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为中国经济稳健、高速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已成为社会各界的殷切期盼。在去年9月出台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任务,据此上海市政府颁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开启了"法无禁止即可行"的新型管理模式。外资获得准入前     

基于清单管理模式的政府权责边界构建问题研究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主攻方向,核心问题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权责边界。清单管理模式以现行法律文件为依据,具备权威、直观、简便等特征,是构建政府权责边界的制度性工具。权力清单以行政职权为基础,构建政府权力边界;责任清单以行政事权为基础,构建政府责任边界;负面清单列明外资禁止和限制准入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划定了市场自由的边界。当前,为充分发挥清单管理模式对构建政府权责边界的作用,有必要对清单文本的功能价值、法律性质、构建路径给予再审视,依法编制更加完整的政府权责清单,并实现清单文本的公开透明。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新方向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现有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诸多问题,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经在行政管理体制中逐步确立。通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来推动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理念的转变,从而划定行政审批权力界限和实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目标。     

人民自治:民主被遗忘的维度

自治是民主的重要内涵。确立和扩展人民自治的范围和机制是有效回应社会公共需求,降低治理成本,改善治理绩效,完善公民人格,弱化国家强制的重要途径。人民自治的有效实施,需要确立作为"主权者"人民之存在载体的公民之治理主体地位,完善自治权的法律保护机制,实行多层次、宽领域的自治形式,以多样化的制度措施予以保障,进而为形成一个"他治"不断弱化、自治与共治相得益彰的美好社会奠定制度根基。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我国城市基层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基于“清单制”的考察

为改善民生民权,依托信息通信技术的技术治理成为当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的深层特征。以街道办权责清单、街道办负面清单、社区事项准入清单、社区公共服务清单等为内容,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机制创新深度融合的基层清单制,是当前城市基层技术治理的重要工具,也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路径。     

负面清单制度刍议

要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则首先应采用制度化措施进一步清除市场壁垒。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正是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重大举措之一。负面清单制度在行政审批领域的试运行一方面有着"正面清单"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诸多需认真对待并加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完善负面清单制度需要提高负面清单的质量;政府切实履行职责;提高政府的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     

推广负面清单模式需处理好五大关系

<正>一、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一是负面清单模式主要承担参与国际投资协定谈判的历史使命,但需要国内相应改革铺路。负面清单模式在改革上的意义在于通过学习借鉴国际先进投资管理经验,贯彻市场主体"法无禁止皆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投资管理理念。但负面清单模式目前作为我国自主开放举措,没有具国际法效力的协定约束,不应单方面在投资领域大幅扩大对外资开放度,而应着眼于以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争取参与制定于我有利的国际投资规则。     

论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行政法治化

权力清单制度体现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然而权力清单制度在地方实施过程中却存在着诸多行政自治现象,表现为权力清单名称不统一、"权责清单"重权力轻责任以及权力清单内容的多元交叉。权力清单制度应遵循形式统一性、程序合法性的行政法治形式合法性原则,同时应遵循裁量限制原则、平等原则以及特权禁止原则的行政法治实质合法性原则。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由行政自治向行政法治转变的进路为:权力清单制度应严格遵守公布前的行政磋商程序、公布后的行政运行程序以及运行过程中的监督程序,确保权力清单制度与立法进行有效的衔接。     

从“碎片化”到“整体化”:清单管理制度健全路径探论

清单管理制度建设是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边界的有效途径和实现公共行政权运行"可视化"的基础性工程,它彰显的是一种"双向度"的权力观,强调权力的民授、为民与受控。目前,清单管理制度仍存在较严重的"碎片化"问题,即权责清单制度、负面清单制度呈现"分割化"态势,清单管理体系中"三张清单"之间缺乏衔接。消解此问题,需要树立"整体思维",实现权责清单制度的"整体化"建设,建立统一与微调相容的负面清单制度,构建"三位一体"的清单管理体系,使清单管理制度建设从"碎片化"走向"整体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厘清国家社会市场关系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的国家社会市场三分的格局改变了以往国家一统天下的管理模式。厘清国家社会市场关系,让三者在各自领域里发挥其作用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机构改革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以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权力清单制度等方面为厘清三者关系作出了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比如改革进程迟缓、社会组织自主活动能力有限、法律供给滞后、逆政社分开等。未来的改革需要把厘清国家社会市场关系提升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并从价值、组织和制度等三个方面推进。     

法治视野下“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治理模式”构建

新形势下,法治视野下的"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多元治理、共建共享模式"。着力构建"多元治理、共建共享模式"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平潭综合实验区独特的发展定位和目标使命的重要途径。立足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充分利用"先行先试"的重要机遇,突破现有的制度空间,建立行政区域自治制度,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实施地方自治,是构建法治视野下"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新模式"的根本出路。     

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清单制:创新逻辑与制度类型学

清单制已经成为我国公共治理中一种常规化的治理工具,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领域,对社会治理领域清单制的关注情境主要在农村,鲜有文献考察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清单制。研究表明,城市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为清单制的介入提供了制度空间,清单对于解决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部门与条块协同、社区减负和有效公共服务供给等均具有契合性。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清单在制度内容方面具有功能边界和功能目标的差异,在制度功能上则具有公平与效率的差异。因此,可以将制度内容与制度功能作为分类标准对清单进行类型学框架建构。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清单具有治理清晰化的功能诉求,但也存在有限覆盖性和简化治理复杂性等局限。     

物权法定原则的一般理论

物权法定原则,也称物权法定主义,它以罗马法为肇端,是大陆法系各国物权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该原则明确指出了法律在物权种类和内容上对当事人私法自治的限制。在明确该原则的定位和历史起源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认识到物权法定主义的正当性在于物权自身的本质特征和交易安全的需要性基础。毋庸质疑,该原则的一定刚性不仅是财产法领域私法自治的重大例外,使得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缺陷暴露在迅速发展的经济浪潮中,从而抑制社会进步。那么,如何在坚持该原则的前提下扬弃、突破、创新、以臻完善,就成了当前形势下探讨该原则的根本意义所在。     

城镇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中国基层民主自治的典型制度安排。城镇化进程中,"村民自治"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三大要件遭遇挑战,导致"村民自治"职能弱化。从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发,剖析"村民自治"社会管理失效的原因,提出从村民自治走向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     

中国实证主义立法价值的检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之后的思考

中国在立法价值的选择上体现出强烈的实证主义倾向。这种立法上的价值取向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法律作为维护秩序的手段而非自由与权利的保障。其形成既有历史根源也有现实原因。面对新的形势,我们需要法的精神上的转换,"以人为本"应成为法的根本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坚持"以人为本"应坚持以人的自由为本、以人权为本,并且立法要坚持私法自治理念。     

我国村民自治中“民主”社会专制化问题及其求解

托克维尔在对美国新英格兰乡镇自治的考察中建构了以"身份平等"为意义表达的"民主"内涵,并提出专制化倾向的问题域。这一问题在我国村民自治实践中表现为制度文本中的民主精神难以在实践中实现,民主制度外缘式推进模式面临本土化等。"民主"社会专制化问题根源于自治主体缺乏美国新英格兰乡镇自治所具有的乡镇精神。求解"民主"社会专制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村民的公民精神。通过嵌入式自治制度提高村民自治的广度、深度和效度,使村民在村民自治中体验到合理利益的满足的效能感,将这种效能感升华为我国独特的"乡镇精神"——公民精神。     

村民自治的软法之治辨析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实践着软硬兼施混合法结构治理模式的公域之治。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软法在村民自治中的法律功能和所承担的制度职能要远超硬法,其实际效果影响着村民自治制度功能的发挥。重新梳理村民自治中软法和硬法的关系,其目的在于保障广大农民群众广泛和直接参与软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保证国家和社会对软法创制和实施过程进行全面和有效的法治监督,进而实现农村地区的公共治理法治化。     

WTO原则与我国企业市场准入制度改革

加入WTO,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我国的一系列经济法律制度也需要相应的变革,以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企业市场准入制度就是其中重要一项。企业市场准入制度是指政府对企业或投资者进入某经营领域或者某国市场从事经营活动施加限制或禁止的有关制度,主要为对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设立及营业实行审批以及特许经营的制度。企业市场准入是国家对特定市场     

微权清单式村治:法治村治的未来模式——以浙江N县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为例

中国两千多年的农村治理大致可分为:"专制—准自治""集权—科层控制"和"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三个历史阶段,与此对应形成了传统社会农村"准自治"、高度沉降农村"科层控制"、改革转型农村"乡政村治"三种村治模式。就本质而言,传统村治模式均带有浓厚的人治特征。法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有效的治理方式,法治村治乃是中国村治的发展趋势,微权清单"限权、定责、保利"的法治逻辑为建构法治村治提供了有效进路。浙江N县制定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通过"清权划界、配权定职、晒权明规、行权保利、制权督责"五环节运行实践,生成了微权清单式村治,其对开启村治法治化的未来模式具有重要参鉴价值。     

诉权入宪与诉权的“四化”趋势

如果说,19世纪是"民法时代"、"私法自治时代",20世纪是"行政法时代"、"国家本位时代",那么,21世纪则应被认为是"宪法时代"、"人权保障时代"。在私法自治时代,我们看到的是私法诉权说;在国家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