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邻避困境中多元利益冲突与纾解

多元利益主体间的非均衡博弈是引起中国式邻避困境的主要根源。在邻避效应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周边公众和社会群体为代表的不同利益群体间相互博弈,形成多重利益冲突和“囚徒困境”。因此,诠释多元利益主体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并剖析多元利益主体博弈行为逻辑演变机理,通过完善利益共识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补偿机制的路径,实现“不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变,利于有效化解邻避困境,推进社会基层治理现代化。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乡村治理的非均衡性分析

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村民自治”的缘起、成型，认为“村民自治”制度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结合的产物。分析“行政化”产生的表现并认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自主性非均衡、强制性制度变迁压制诱致性制度变迁，是造成“行政化”倾向的原因。因此，需要完善国家政权，增大乡村社会自主性，使二者达到相对均衡，实现“国家——乡村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     

社会转型、利益博弈与制度成长——以《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为个案的研究

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分化必然带来利益分化,而制度化、合规则的利益博弈有助于实现利益均衡,促进制度成长。以《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为个案,考察其具体的修成过程,有助于厘清社会转型期中国利益博弈的基本状况。《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过程充满各个利益主体间激烈的利益博弈和相互妥协;立法过程中体现的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精神有望固化为一种制度,从而对中国的制度成长产生深远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利益博弈的过程中也存在话语权不对等、非均衡博弈等缺陷,因而,我们需要规范利益博弈过程,抑制强势利益集团过分的利益主张,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实现利益博弈与制度成长的良性互动。     

从分利到整合：项目下乡中的多维利益运行逻辑——基于W村蘑菇产业项目的考察

项目在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项目下乡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多元利益诉求重构了乡村社会利益网络,使乡村围绕利益分配形成新的治理秩序。通过对W村蘑菇产业项目落地案例的实地考察发现,基于政绩诉求、经济效益、伦理秩序以及社会效益行动逻辑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使得下乡项目在运作过程中形成了分利秩序。各利益相关方从权力、社会和资本等多方面影响着进村项目的落地与实施,并通过多重利益共生机制、利益联盟机制以及利益协调分配机制发挥整合作用,推动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保障项目下乡的有效运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有效治理机制研究——对C市H村利益博弈案例的分析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前提,而对于乡村利益博弈的研究则是关系到乡村治理的底线问题。通过对公共利益项目和商业开发项目等不同类型征地拆迁补偿利益博弈案例的分析,发现农民和政府并非一对截然对立的关系,农民也不是天然的权益受损者。博弈是农民争取更多利益补偿的工具性手段,而非目的性对抗。农民的合法利益诉求与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施政伦理相契合,进而保障了农民的争利行为得到了基层政府的有意保护,为农民和政府的利益整合创造了条件。     

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中的政府博弈行为研究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诉求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双方都力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诉求时,双方无疑会产生利益博弈。从交易费用理论视角来看,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依人群设计和地区分割、画地为牢问题之所以会存在,其根源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存在非均衡博弈,由此导致交易中处于最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受损。     

高校分类评价的制度化困境与突破进路——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高校分类评价作为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一环,不仅是引导高校多样化、特色化发展的政策抓手,更是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内在要求。制度化是高校分类评价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实现其价值理念被普遍接受的发展过程。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研究发现高校分类评价制度化中遭遇利益博弈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政策规制不健全和共识不足引发的“合法性”困境、传统评价惯习形成的路径依赖困境。对此,可行的突破之策是夯实高校分类评价的制度逻辑,优化集体行动的利益格局;推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供给,增强“合法性”基础;破除“五唯”评价导向惯性,优化评价结果使用方式。     

国际制度缘何重要——三大流派比较研究

国际制度缘何重要?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制度背后有一只“权力之手”在起作用,制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对权力的服务作用上;自由主义从理性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有力地论证了国际制度重要性的问题。罗伯特·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取得了里程碑性的成就,后经过莉沙·马丁等学者的补充完善,进一步发展成为以四种基本博弈模型为分析框架,以理性主义为基底的功能主义国际制度需求理论,初步回答了国际制度重要性的问题。“国际制度理性设计”、“制度治理”等开始成为这一领域新的研究纲领。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制度必须有规范基础,国际制度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促进行为体利益实现的功能上,还体现在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上。通过对三大流派关于国际制度重要性的比较研究,本文认为,三大流派在“理论范式”的层面上会继续争鸣,在“具体研究纲领”的层面上会不断融合。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与法治建设论--社会需求、博弈、均衡与制度变迁

我国政府法治建设进程是“社会需求、制度变迁、理性博弈、政府体制”多重变量复合互动结果。社会潜在新秩序在塑造自身秩序雏型同时,亦向国家权力提出确认和扩展新秩序的压力;国家权力通过国家法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并非完全按照社会需求之输入被动运作,而是涉及新旧秩序多重利益主体间理性博弈的公共选择过程。制度与法犹如市场交换中的价格信号,是经济—社会结构中多重利益主体理性博弈的均衡浮标。     

论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内在机理与逻辑——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

税费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可以得知:税费改革是整体乡村制度环境层面上的变革,而不仅仅是农村税费体制的改革;是一个分阶段的渐进变革过程,既经历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阶段,又经历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阶段;是多种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其中乡镇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处于一个相对的弱势地位,而上级政府则对制度变迁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多重博弈：村庄权力互动关系分析的新视角

村民自治制度实质上就是国家对农村进行整合和再组织的一种民主化治理方式,这种民主化治理集中体现为“乡政村治”模式,在这场治理模式变迁过程中,存在既得利益者和潜在收益者之间的利益争夺,这种利益争夺在现实中演化为不同利益主体和组织形态之间的多重博弈,即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博弈、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博弈、乡镇政府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博弈。本文以制度变迁作为分析框架,以博弈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深入探究各自的博弈过程与博弈策略,推导出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引导性对策。     

简谈统筹城乡发展——走科学发展的人文之路

非均衡的城乡发展战略取向,一方面阻滞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有效转换;另一方面形成城乡政治制度的非均衡,致使资源配置和使用的非均衡,进而造成更为深广的社会发展的非均衡;统筹城乡的战略意义与价值,在于要解决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与社会总体发展的均衡关系问题,或者说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科学的发展,应当建立均衡的城乡"两极"发展观,让产业及资源在"两极"中合理配置、流动,形成真正利益一体、发展一体的开放型城乡新格局,以不同优势、特色、功能互补的"两极"发展,纾解"两化"的压力、困境,并从根本上保护乡村这一战略后花园;统筹城乡的核心目标,是从制度构建的均衡性入手,从而可能逐步逆转资源配置和使用的非均衡,最终实现城乡社会发展的均衡。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的二难性及其解决思路

时下村民自治处于二难的尴尬境地 ,集中体现在“两委矛盾”、“乡村矛盾”和“村民矛盾”等三对矛盾上面 ;二难的内在成因是国家在处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时进退失据 ;二难性之解决 ,可以考虑从规则内博弈—→规则之博弈、治理型组织—→服务型组织、单一化组织—→多元化组织、单维度视角—→多维度视角等四个方面着手。     

权利向农民回归——福建光泽县农村“户代表议事会议”制度见闻

今年2月21日中共中央2006年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八个部分的最后一部分提出，“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光泽县委推行的“户代表议事会议”制度，是结合当地实际、探索乡村治理机制的产物。这一制度的创新，点燃了农民参与乡土政治生活的热情。让我们看到了权利向农民回归，民意向决策机构聚集的可喜景象。农民们在参与乡村治理中，疏通了利益诉求的渠道，     

“西三角”经济圈构建中的利益博弈与共赢机制研究

“西三角”经济圈打造的过程,实质是实现经济圈内各经济体一体化,达到互利互惠和共同发展与繁荣。本文分析了“西三角”经济圈构建中的利益博弈：龙头博弈、政绩博弈、产业博弈、人才博弈、枢纽博弈,探讨了共赢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利益补偿机制、自由流动机制、旅游合作机制。     

公共政策视野下的城市规划及其利益博弈

从公共政策过程看,城市规划是城市政府、官员、规划师、开发商、普通市民等多元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为了保证城市规划的公平性和正义性,需要加强制度建设,推进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完善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加强对规划机构的监督,在多元利益诉求之间进行利益协调,维护多元利益平衡并保证公共利益。     

利益和谐视角下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研究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下,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对推动和谐社会、实现依法治国有巨大意义。其中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也是农村纠纷化解机制的制度目标。但是现实中农民由于在社会利益博弈中的弱势地位而导致农村社会矛盾冲突加剧,造成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运行困难。建立我国农村纠纷化解三维立体模式,强化我国的农村纠纷化解的制度体系、加强各个主体间互动,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和谐社会提出建议。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创新——效果悖论”的产生及其解决

"创新—效果悖论"是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实践中的突出困境。对这一改革缺乏广泛共识、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制度创新本身可能存在的冲突是导致这一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要走出这一困境,必须提高认识,把省直管县体制创新置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统筹兼顾,建立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加快顶层制度设计,最大限度的实现制度之间的协调,消除制度冲突的可能性。     

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合伙人”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合伙人”制度的核心在于“党建引领、统战聚力、政府搭台、村企唱戏”,有利于凝聚乡村振兴各方合力、拓宽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新途径、催生一批振兴乡村新业态,推动合伙企业新发展。但目前仍面临扶持政策尚不完善、合伙项目带动作用尚需提升、长效机制尚需健全、村企合伙推进力度还不平衡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应强化政策扶持,突出产业带动,完善体制机制,构建完备服务体系,挖掘多层次合伙共建模式,为乡村振兴聚力赋能。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

转型期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在短期内导致了制度创新行为的出现,在长期则表现为行政审批制度的演进和变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从利益冲突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研究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问题。利益-制度分析框架描述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和制度变迁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利益冲突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和内在动力,制度变迁是利益冲突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利益冲突决定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进程、形式及其战略选择,而一定时期内的行政审批制度则约束了各利益主体的行为,为利益冲突提供了既定的博弈规则和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