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进村”过程中的非均衡利益博弈及其逻辑

非均衡利益博弈是“项目进村”引发的新一轮村治困境,乡村社会对进村项目的拒斥、项目资金利用的低效率、“项目进村”对原有乡村社会秩序的破坏是其主要表征。农民阶层分化产生的身份落差感是催生非均衡利益博弈的内部动力;村级治理能力不足使非均衡利益博弈失去了外在的权力束缚和制度规约;农业凋敝造成的外来资源红利不均衡分配强化了非均衡利益博弈的外部激励。但是从根本而言,这是一个政治民主化和制度完善的问题,关键是要将“项目进村”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结合起来。     

土地流转中的乡村基层政府与人情干预——基于浙北A乡的考察

农地流转在提升我国农民收入、促进农业规模集约化经营的同时,也成为了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农地流转当中,农民群体、乡村基层政府与乡村精英之间正在形成新的博弈。基于浙北A乡的实地考察发现,A乡对农地流转实行"乡-村"二级工作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农地流转,但同时其自上而下传来的巨大压力也为爆发社会冲突埋下伏笔;同时,人情干预在农地流转中起着重要作用,基层政府与乡村"威望人士"间达成默契,诱导农户进行农地流转,这种人情干预导致流转补偿价格偏离了农户的心理预期,损害了农户权益。A乡农地流转场景同时也表明,中国乡村精英治理正日益渗透入农村土地流转当中。     

和谐社会建设中农村公共经济治理的博弈分析

本文对我国农村公共经济发展非政治均衡问题进行了博弈分析,提出我国农村公共经济的有效治理不仅有赖于政府间横向和纵向关系以及政府与其他部门关系的调适,更需要有以充分表达农民利益为核心的坚实的博弈平台和完善的博弈机制。     

“地票—户改—农民财产性收入”内在经济关系研究——基于博弈论的分析

重庆经济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土地和劳动力两大要素的利用提出了新的挑战,政府适时地探索土地利用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本文基于户改农民和政府的二维主体的利益博弈,建立了户改农民利益模型和政府利益模型,对两者利益分别进行最大化博弈分析,采用系统性关联思维探讨"地票—户改—农民财产性收入"内在经济关系,提出了通过地票促进户籍制度改革和户改农民财产性收入提高的对策建议,有助于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减少盲目性,保障政策的公平性。     

中国式邻避困境中多元利益冲突与纾解

多元利益主体间的非均衡博弈是引起中国式邻避困境的主要根源。在邻避效应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周边公众和社会群体为代表的不同利益群体间相互博弈,形成多重利益冲突和“囚徒困境”。因此,诠释多元利益主体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并剖析多元利益主体博弈行为逻辑演变机理,通过完善利益共识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补偿机制的路径,实现“不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变,利于有效化解邻避困境,推进社会基层治理现代化。     

浅层与深层:政府在区域一体化中的双层博弈

在区域一体化的实施和推进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基于实现本地方利益的需要,会采取组团或个体的方式展开博弈。从结构上看,博弈的目的是从浅层的角色博弈,到深层的利益博弈,每一层次的博弈都有所侧重,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各地方政府之间无休止的博弈对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是无益的,要引导各地方间进行利益竞合,实现博弈关系的低级治理,再在此基础上达到利益超越,实现博弈关系的高级治理。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博弈及路径创新——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范式

改革开放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税费改革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并发生了重大变迁。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角度来看,这些变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农民等三方利益主体在需求决策、财政筹资、生产管理等方面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在当前的制度情景下,进一步走向各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同治理和利益均衡是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的方向。     

虚拟与现实:甘肃A地征地行为引发的地方政府形象差异分析

地方政府形象是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一种评价,不同社会群体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评价。本文基于失地农民、网民、公众的不同视角,构建了地方政府的三类形象分层和两路传播机理(人际传播:实体形象→公众形象;网络传播:实体形象→虚拟形象→公众形象),然后通过内容分析法,实证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形象差异的五个假设。研究表明:(1)失地农民、网民和公众三个群体在利益补偿方面对地方政府形象的认知差异性较大,但在权益维护方面认同程度较高;(2)人际传播中,失地农民与公众对利益补偿的满意程度一致性认同较高,进而在利益补偿维度地方政府形象较好,在权益维护维度较差。在网络传播中,失地农民与网民对权益维护满意程度一致性认同较高,进而在权益维护维度地方政府形象较好,而在利益补偿维度较差。遵循现代治理重在修复较大差异的原则,本文针对人际传播机理中的信息扭曲问题,提出了构建"沟通—协商—反馈"机制的建议;针对网络传播机理中的信息扭曲问题,提出了"地方政府-农民-社会"多元参与的建议。     

乡村振兴中的农民参与:现实困境与实现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推进乡村治理改革、实现乡村富裕的重要举措。农民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不可缺少的主体。但当前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存在着农民主观参与意愿不强、"官本位"与"小农"思想残存、农民内生能力不足及传统科层治理缺陷等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中心的角度进行审视,构建农民、政府、乡村企业、社会组织、新乡贤等五位一体的合作方略,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良性参与模式,以此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区域生态风险治理中主要利益体间的博弈分析

从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出发,论述了在区域生态风险治理过程中不同利益动机及其博弈行为,具体来说是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和企业与公民之间的博弈。分析结果表明,区域生态风险治理需要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和中央政府的适度干预,同时需要政府加大对存在潜在生态风险的企业进行规制和惩戒力度,提高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的博弈分析

京津冀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协同治理是解决京津冀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在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污染企业等治理主体,各治理主体利益是决定在整个治理过程中地位和表现的关键因素,对各主体利益博弈进行分析有利于加深对京津冀环境治理的理解。     

论国家权力的选择性“回归”与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

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力量博弈是研究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视角。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程中,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博弈呈现出动态均衡的特点。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国家权力开始向乡土社会"选择性回归",这种回归寓于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当中。然而,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仍然面临着民主形式化等诸多现实梗阻。为此,必须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建构双向权力运行制度以及激活乡村内生性活力等方式促进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内生性权力的良性互动,助推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     

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府际协调研究:困境、逻辑、出路

海洋环境污染是外部性显著的公共产品,治理海洋环境污染往往涉及到多个地方政府,只有各地方政府通力协作才能达成较好的治污效果。而由于地方政府间的行政壁垒和利益诉求,使得如何协调地方政府间关系成为能否实现共同治理海洋环境污染的关键。因此,构建地方政府间良好的协调机制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指出我国应建立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协调机制,分析了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协调的逻辑,并运用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分析方法探讨我国地方政府间协调的利益博弈关系,从技术路径、组织形式和利益分配三要素视角构建了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的框架,并分析其可行性和缺陷。     

府际利益关系平衡下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而政策执行行为内嵌于特定的府际利益关系背景之中。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纠正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行为,需正视以纵向府际应付关系、横向府际竞争关系及部门之间分割关系为主要特点的府际利益博弈关系下的执行效率低下、边际创新增多和信息共享失败的综合作用。在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探寻地方政府与公共政策的"重叠共识",在府际关系中构建共容利益共同体,对推进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现代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村庄污染认定的技术权力及其治理效果——基于赣南南村的个案调查

田野调查经验表明,污染认定的技术标准与村庄生活经验存在一定张力。正是在这种张力下,乡村企业与农民之间才不断产生环境污染纠纷。在具体环境污染纠纷中,国家环保技术标准构成一种技术权力,表现为地方政府借技术性权威消解农民对污染的认知,以及通过技术手段屏蔽环境污染信息以排斥农民参与乡村企业的排污监管,进而为协调乡村企业与农民的环境污染纠纷提供回旋空间。地方政府与乡村企业以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技术话语作为与农民协调的正当理由,并促使农民接受地方政府协调乡村企业做出的污染补偿。而经历过数次环境抗争的失败后,以及在强大的技术话语面前,农民逐步认识到地方政府不可能解决村庄环境污染问题,于是陷入了“补偿陷阱”。     

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制度变迁及其内在逻辑

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里,虽然封建王朝对乡村的治理模式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但如果从朝廷与乡村的关系来看,无非是对乡村资源(主要是农民和土地)采取的控制形式不同而已。以税制这一乡村资源征收的主要形式为主线,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呈现三个清晰的阶段:秦汉时期"按地收租、论户取赋"的"田租、赋税"制度,农民和土地捆绑,实行"乡官里治"的垂直式管理;唐宋时期"舍人税地"为主要特征的"两税法",实行"乡里制"与"保甲制"的双轨运行治理模式,对农民和土地分别实行控制;明清时期以财产为主体、货币化征收为特征的"一条鞭法",对农民和土地大幅松绑,实行"乡绅治理"这种间接控制模式。这样的制度演变中,朝廷对乡村的管理越来越松散,但实际控制力和乡村资源的动员能力却不断得到加强。传统乡村治理制度的变迁也启示我们,在当今乡村治理中应大力推动基层民主自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农村环境抗争事件与地方政府治理危机

地方政府的治理困境是导致农民群体抗争呈现出暴力特征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的治理困境表现在:利益结构的失衡、政府能力危机和信任危机;地方政府因各种利益问题而忽视、拖延和压制农民的环境诉求;地方政府在整合不同利益群体、保持政府中立性、管制等方面的能力在不断弱化;农民的政府信任程度也在下降。这三个因素是农民环境抗争事件不断升级,呈现高冲突性的重要原因。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从分利到整合：项目下乡中的多维利益运行逻辑——基于W村蘑菇产业项目的考察

项目在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项目下乡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多元利益诉求重构了乡村社会利益网络,使乡村围绕利益分配形成新的治理秩序。通过对W村蘑菇产业项目落地案例的实地考察发现,基于政绩诉求、经济效益、伦理秩序以及社会效益行动逻辑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使得下乡项目在运作过程中形成了分利秩序。各利益相关方从权力、社会和资本等多方面影响着进村项目的落地与实施,并通过多重利益共生机制、利益联盟机制以及利益协调分配机制发挥整合作用,推动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保障项目下乡的有效运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机制构建

乡村治理是指基于政治治理的视角,对国家在"乡政村治"方面的机制研究,是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系统工程,不仅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基于我国乡村治理机制的实际,研究新时期构建乡村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可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新时期乡村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