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反协同”:原因与途径——基于“大户籍”政策改革的分析

政策协同是政府解决复杂问题的重要方式,但我国的“大户籍”政策改革却提出了政策“反协同”的独特问题.政策“反协同”因原有的政策协同存在负面作用以及与新的政策环境和政策目标不匹配而提出,其途径有“中心”突破、“外围”剥离和双向改革三种基本方法.“大户籍”政策改革提出的政策“反协同”问题意味着在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转型时期,我国的政策管理存在协同和“反协同”的双重任务.这要求决策者加强各领域政策“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注意国家政策结构和政策关系的合理安排和长远规划.     

构建“公共管理与服务行政体制模式”

近十年来,我国政府模式正逐步从以政府为中心的命令型向以满足公众需求为核心的服务模式转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等概念的提出,为我国政府构建行政管理模式指明了方向。未来我国政府要构建"公共管理与服务行政体制模式",各级政府应界定清楚并且全面正确履行政府的职能;严格依法服务,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优化行政组织结构,理顺政府职责关系;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更加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合作式治理”的视角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其重点和难点在于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随着时代变迁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表现出鲜明的“国家单方供给”模式的路径依赖特征。这种模式存在政府职能定位不明确、市场力量参与不够、社会力量的作用发挥不充分、农村自组织和农民自身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缺陷。而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政府为主导,市场运作为基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民自组织等多方合作治理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则是未来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的可行路径。     

高校协同创新机构中的协同度问题探析——基于“组织—治理”的视角

“协同”机制的构建与有效运作是协同创新的核心要义之一.在“2011计划”的运作过程中,高校协同创新机构作为既有体制下的组织形态与治理“特区”,依然受制于既有体制的种种壁垒,“组织—治理”很多情形下出于“空转”而缺乏实质性的管控,协同创新机构没有成为引领合作的先导,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各机构的功利附属.高校协同创新机构的管理创新依然远落后于科研创新的步伐,“低协同度”成为阻碍实质科研创新的突出问题.高校协同创新中心既不同于以“权力—命令”为链条的科层组织,也有别于以“契约—交易”为纽带的市场组织,其组织形态应该是一种比科层组织更灵活,比市场组织更有效的网络组织,因此有必要将其产生的协同度问题置于“组织—治理”的视角下结合网络组织及其治理相关理论加以重新审视.高校协同创新机构协同度的提升要通过以重大科研成果产出、体制机制协同绩效生成等为目标,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才能得以实现.通过文化协同、组织协同、战略协同的具体路径,希望有效改变高校协同创新机构“逻辑实体、物理虚体”的状态,推进协同创新的组织形态和治理结构“脱虚向实”,实现整体协同效率不断提升.     

城区政府构建"整体性政府"的路径选择——以上海市X区为例的分析

城区政府在我国政府层级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是城市政府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系的中间层级,其改革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构建整体性政府是城区政府改革的主要指向,是大部门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大部门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以公民导向和功能主义凸现的问题导向来整合公共部门,核心是整合和协同,目标是形成整体性治理结构、建立整体性政府。整体性政府要求的不仅仅是政府机构之间做减法,也不仅仅是做加法,而是要求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做乘法。本文以上海X区政府为例,分析城区政府建设整体性政府的路径选择,提出建设整体性政府应当从垂直方向、水平方向、电子化方向等方面全面考虑政府改革的战略和策略,从合理职能定位—完善政府结构——改进工作机制——转变管理方式——促进队伍优化等方面系统思考。     

多元化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理论新探

从我国高等教育评价实际出发,应该构建以高校自我评价为基础、第三者评价为核心的多元化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具体而言,要进一步完善高校自我评价制度、形成自我监控机制;建立第三者评价制度、完善市场评价机制;改革政府主导的评价模式、发挥政府的监控与引导作用.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一场革命--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体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决定》最大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历程及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渐进式改革步入深水区关键时刻，有必要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演变路径，并深入探讨经验规律，这有利于总结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于走好今后改革之路。     

“中国模式”演进机理的一种解释: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协同演化

从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协同演化视角解释“中国模式”的演进机理,能够从根本上把握“中国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经过初步结合、全面相容和和谐发展的协同演化路径推动了“中国模式”的不断演进.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协同演化显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演进过程的系统有序性和政府主导下的集成推进等特征.在新的改革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协同演化还将面对资源约束、公平与效率问题和国际压力等挑战.     

公安工作现代化视角下“情指行”一体化机制构建的问题与对策——以L市公安局L区分局的探索为例

公安工作现代化是新时代强警兴警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建设是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创新警务运行机制和健全公安工作组织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的有力抓手。L市公安局L区分局以公安工作现代化为指引,通过做精工作机构、做强科技赋能、做优指挥体系等方式积极推进“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建设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建设瓶颈。在公安工作现代化视角下,完善组织体系、以情报为先导、以指挥调度为牵引和以合成作战为支撑,对做好“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改革“后半篇”文章、优化公安指挥体系有着积极作用。     

国外政府再造与我国"大部制"改革刍议

行政改革是时代所需，西方自20世纪末期并延续至今的政府再造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与经验，而我国的“大部制”改革尚刚剐运筹，在经验中学习，在经验中成长。通过分析西方政府再造的得失，发现真实，借鉴于今日。探索适合我国“大部制”改革的路径，为我国推行的“大部制”改革奠定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分析“大部制”改革在实践中的路径选择，为“大部制”改革的深入推行提供务实性的参考。     

浅析公安机关组织结构“扁平化”改革

公安机关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改革在近年来公安管理体制改革中得到了广泛的重视。根据我国目前公安工作的发展趋势、国外先进的警务模式,结合我国公安工作的特点,我国的公安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压缩管理层级,收回现有的公安分局,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安派出所,实现公安机关组织结构“扁平化”改革的目标。     

供需分析与模式选择:将NGO导入社会保障体系

非政府组织(NGO)的导入有助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在实践中,政府与NGO有三种互补性合作模式:政府支持—NGO运作模式、政府委托—NGO经营模式和政府购买—NGO提供模式。在现阶段,确立这些模式并合理、充分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必须培养相应的组织载体,建立健全完善的运作机制。     

“云计算”时态下社会管理创新研究——基于社会管理技术创新视角

政府可以通过构建“政府云”平台,实现各部门信息资源安全共享和业务协同;依托基础数据平台,实现政府信息流、业务流、管理流的整合;围绕政府职责与任务,形成与企业、公众良好的互动,促进数据开放和应用共享;建立安全可靠的“云计算”法律框架和安全标准等现实可行路径来具体实现“云计算”时态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和谐社会中的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探析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政府实现以社会管理职能为核心的转型,处理好权威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自主管理的关系。积极实现公共政策的转型与创新、社会自组织的发展与成熟、相应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让政府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构建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具有明显优势和正当地位,在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和社会管理日益复杂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探索构建"国家——社会组织——个人"的新社会管理模式。当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还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政府与社会共治理念缺失、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定位不当、政策指导和法律保障不完善等。因此我们需要从借鉴国外社会组织运行的经验成果、普及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理念、完善法律体系和改革监管模式三个方面,来构建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新社会管理模式,以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     

从边缘到中心——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里,发生在体制边缘部门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边缘力量的推动下,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然而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完善的,改革迫在眉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改革从边缘部门转移到中心部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     

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评价改革的系统思维

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需要运用系统思维,要以“三教”评价改革这一目前最为活跃的子系统为抓手,实现高质量的、系统的“三教”统筹。基于行动者-系统-动力学理论,“三教”评价改革系统中的主要动力要素包括由政府、学校、社会组织构成的主体性要素、由法律法规与评价惯习构成的制度性要素以及由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资源配置构成的环境性要素。三大动力要素在系统中呈现出推动主体共同高质量发展、促进高质量教育治理体系构建与服务全民的学习型社会建设三个方面的价值表征。推进“三教”评价改革系统发展,应遵循统筹主体要素协同先行引领系统整体发展、统筹制度要素持续整合保障系统稳定发展以及统筹社会环境要素生态构建支持系统和谐发展的逻辑路向。     

新时期对石化企业工会维权的再认识

对新时期石化企业的工会“维权”工作 ,要从实践“三个代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去认识。在此基础上 ,构建完善的组织保证体系 ,巩固“维权”的组织基础 ;建设有效的“维权”保障机制 ,增强“维权”的实效。     

重构政府和市场关系:新时代的经济体制双向改革

市场失灵论和政府失灵论不能作为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建设和完善过程中,现阶段的经济结构失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不是市场失灵造成的,而是由于市场机制还没有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机制还比较软弱,其调节力度还不足不强,政府干预过多和失当。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推进双向改革——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改革,构建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双效模式——有效率市场和有效率政府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