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贿犯罪死刑先废论辩驳

贪贿犯罪死刑先废论的要害,不在于主张分阶段逐步废除死刑,而在于主张将贪贿犯罪死刑的废除放在较为优先的位置来考虑。其致命缺陷有两个:一是对普通暴力犯罪及财产犯罪危害性程度与贪贿犯罪危害性程度的高低作了颠倒性评价,在高估普通暴力犯罪以及财产犯罪危害性程度的同时,过分低估了贪贿犯罪的危害性程度,并错误地认为贪贿犯罪不会危及人的生命安全;二是事实上把贪贿犯罪人的生命权摆在了优越于其他普通财产犯罪人和暴力犯罪人的地位,折射了一种不平等的生命权利观。在我国腐败犯罪高发的形势下,优先废除贪贿犯罪死刑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不正确的刑事政策选择。在当前形势下,贪贿犯罪不能优先于盗窃罪等普通财产犯罪以及其他经济犯罪废除死刑,更不能优先于普通暴力犯罪废除或事实上废止死刑。     

食药监管领域贪贿犯罪的博弈论分析

食药监管领域的贪贿犯罪往往是贪贿犯罪的重灾区,时常存在"谁来监督监督者"的尴尬局面。同时该监管领域的贪贿犯罪人与检察机关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存在着博弈的关系。根据博弈论中的策略模型分析犯罪人和检察机关在采取策略时的不同成本收益分析,可以找出犯罪人进行犯罪的临界值,以分析犯罪成本、监察行为和犯罪收益等因素影响犯罪人从事贪贿犯罪的概率,探索食品监管领域贪贿犯罪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而提出相应的防范对策。     

最新贪贿案件司法解释利弊分析——以《关于办理贪贿刑事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为视角

两高《关于办理贪贿刑事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的出台是对贪贿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争议问题的回应;值得肯定的是《解释》对贪贿犯罪明确完善了"概括数额+弹性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在职务类犯罪定罪量刑模式上也有了全国统一的标准。但在整体透视上,《解释》中仍存在着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数额的无差异化,单位受贿、单位行贿量刑标准不一,条款虚置等体系性阙如瑕疵等问题。虽然《解释》解释已经正式颁布,但其中存在的争议问题仍待解决。     

贪贿罪数额调整的合理性分析——对贪贿犯罪最新司法解释的思考

关于贪贿罪"概括数额"的具体规定在《解释》中得以明确,其最鲜明的变化——数额的调整,是有其合理性的。数额背后所蕴含的本质是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危害性成为变量,随着人均生活水平和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定罪数额也应随之做出调整。原有的量刑数额已经不能满足司法实际,扩大量刑幅度的容量以促进刑罚分配的合理化和罪刑对应的均衡化势在必行。同时,坚持"数额+情节"的二元标准也是刑法发展的必然要求。     

贪贿犯罪终身监禁若干争议问题研究——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被判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死缓考验期内能否减刑仍需由立法机关作出立法解释,以便统一认识。对判处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无期徒刑执行期间内既不能减刑、假释,也不能暂予监外执行。对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的贪贿犯罪行为,不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适用终身监禁,并不违背《刑法》第12条关于溯及力的规定。     

经济制裁与反经济制裁国际合作

近年来，美西方频繁地将经济制裁作为武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孤立”政策，以达到其特定的政治目的。由“被制裁者困境”所决定，发展中国家目前单独采取的一系列反经济制裁措施的效果都差强人意。反经济制裁国际合作萌芽于各国的反单边经济制裁实践，通过构建全球以被制裁企业为核心的经济网络，力争同以美国企业为核心的经济制裁企业网络相抗衡。在全球性的“反经济制裁企业网络”出现后，美国的单边经济制裁就成了它自身的“掘墓人”。对中国而言，构建以反经济制裁企业网络为目标的反经济制裁国际合作，能够有效降低美国经济制裁对中国经济在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从宏观战略和微观经济层面有效避免中美经济在短期内全面“脱钩”，在政治、经济、外交和策略层面都具有其他反经济制裁措施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是当前能够采取的最好的反经济制裁解决方案。     

贪贿案件“赃款用于公务支出”情节的法理分析及认定

司法实践中,办理贪贿案件一度错误地运用“扣除法”进行数额认定,原因是对“赃款用于公务支出”情节的刑法意义存在模糊认识。基于犯罪构成理论和贪贿犯罪立法主旨的探讨,该情节属于犯罪既遂后赃款去向的内容,仅可作为酌定从轻的量刑情节。我国应建立被告人证明责任制度,在被告方辩解并提供证据证明有“赃款用于公务支出”情节时,法院应尝试运用优势证明标准,围绕证据“三性”综合全案进行具体分析认定。     

中国反家庭暴力立法评述

中国重视家庭价值的传统既是官方也是民间能够迅速接受国外反家庭暴力法律思想的历史文化基础，是中国建构反家庭暴力立法的因素。正是这种传统使得中国反家庭暴力的制度建设与国外建立在社会性别和人权之上的反家庭暴力理论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在现行法律中表现为容易在家庭与个人之间抹煞个体利益。因此，在尊重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同时，如何消除社会中“支配妇女和儿童”的权力机制，实现个体在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律平等，将是长期研究的课题。     

论受贿罪刑罚评价要素的理性融合——以《贪贿解释》为视角

我国受贿罪刑罚评价所采取的"数额或情节"模型引发了数额与情节相融路径的追问,在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贪贿解释》)改造为"数额"标准和"数额+情节"标准之后,数额在评价标准中的基础性地位并未改变,因此,防范情节的另类虚置以及实现情节合理地细分刑罚的功能成为融合径路的必然要求。但是《贪贿解释》存在设置缺陷:将预防刑情节设置为加重刑罚的依据有突破责任刑限制的风险,不同刑档加重情节的同一化设置以及受贿情节适用规范的阙如,未能有效解决受贿罪数额与情节理性融合的实践诉求。解决上述融合难题,应以并合主义刑罚根据论为基础,区分责任刑情节和预防刑情节,对受贿罪加重情节设置予以修正。     

贪贿犯罪的立法修正及不足——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为有效打击贪腐类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对贪腐犯罪进行了全面修订,重构了贪污贿赂犯罪的罪行体系,确立了数额加情节的定罪量刑模式;加大了对贪腐犯罪的处罚力度,增加适用罚金刑和对特大贪贿主体的终身监禁措施,扩大受贿罪的主体等等。但是仍然存在不足,如对于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和贪贿犯罪采用统一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及贿赂罪的标的限定为财产性利益等方面急需进一步完善,唯有如此,方能更好的打击贪腐犯罪,更好的完成反腐使命。     

国内反迷信研究述评

中国近现代御辱自强求发展的过程是一部艰难的反迷信历史，两千多年的君王体系使迷信间断地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崇拜与恐惧、信仰与威胁的双重夹击下，民众思想受到严重桎梏，所以反迷信是长期而艰巨的。文章主要从反迷信的概念、内容、成因、指导思想、目标、现存问题、路径来归纳目前国内学者对反迷信的研究概况，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及所面临的问题。     

进一步加强党风建设 牢牢夯实反和平演变基础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是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党的建设。”而作为党的建设组成部分之一的党的作风建设,更不容忽视。加强党风建设,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摆在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面前的重要任务。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加强党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必须十分自觉地增强搞好党风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坚决消除腐败现象,为筑起牢不可破的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而共同奋斗。     

透视反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思

当今世界范围内政治与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个最新特点就是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方兴未艾;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运动风起云涌.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伴生物,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且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另一种全球化.在考察反全球化现象的基础上,反思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并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指出发展中国家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措施,非常重要.     

目前反通货膨胀的各种对策建议

目前反通货膨胀的各种对策建议李海鸥通货膨胀问题，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老大难”问题，如何治理通货膨胀，日益成为经济学界乃至政府决策机构非常关注的问题。现将目前反通货膨胀的各种对策建议概述如下：１、更多运用经济手段逐步治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卓元认为...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贪贿犯罪的修改述评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在修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增补利用影响力行贿罪、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废除交叉刑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等方面对贪赂犯罪作出了重大修正。但修改的力度和广度仍不适应当前反腐败的客观需要。《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仍需在贪贿犯罪的主体、贿赂的范围、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受贿罪的法定刑、罪数问题、酌定情节法定化和特别自首问题及介绍贿赂罪的存废问题等方面作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     

反特权反特殊化解决“四风”才会见成效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凤”，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反特权反特殊化，是解决“四风”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关键。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铺张浪费都是特权思想的表现，是从特权和特殊化中滋生出来的。据报道，有些领导干部公务用车、公务接待、出差、会务、办公费用支出等职务消费挥霍无度，有的地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40万元以上，有的经济发达的地市要100万元以上，这是领导干部搞特权搞特殊化、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的典型。     

西方社科研究中的反主流倾向

西方社科研究中的反主流倾向美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亚洲研究”编辑伯克，最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介绍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反主流倾向、主要研究方法及对中国现代化的看法。１、反主流倾向。伯克教授认为，近年来西方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上出现了和当年马克思、弗...     

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模式及变迁

反恐怖主义立法模式是在应对恐怖主义过程中,在本国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下不断发展的。反恐怖主义立法模式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对反恐怖主义立法模式的分析、考量,可以为本国反恐怖主义立法的不断完善形成引导。在对于反恐怖主义立法模式一般概括的基础上,从分散型立法模式、专门型立法模式和综合型立法模式对于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模式进行分析、归纳,形成对于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的态势整体概括。     

反暴利与市场调节

政府在制定《反暴利法》时，应严格区分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暴利，即“非经济暴利”与“经济暴利”。对于前者，必须坚决彻底地反对、取缔；而对于后者，则必须承认、保护。非如此则市场经济便不能健康而迅速地发展。因为，“经济暴利”乃引导市场经济发挥其重要作用的“市场信号”，或者说，“经济暴利”乃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贪贿犯罪的修改述评北大核心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在修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增补利用影响力行贿罪、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废除交叉刑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等方面对贪赂犯罪作出了重大修正。但修改的力度和广度仍不适应当前反腐败的客观需要。《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仍需在贪贿犯罪的主体、贿赂的范围、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受贿罪的法定刑、罪数问题、酌定情节法定化和特别自首问题及介绍贿赂罪的存废问题等方面作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