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提高政府公信力

提高政府公信力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行政执法是依法行政的重要环节,执法行为是否规范,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和政治文明的实现。提高政府公信力应把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作为行政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应在深化执法理念、提高执法能力、强化执法监督和营造执法环境等方面下功夫。     

服务型政府视野下的行政执法改革

服务型政府是现代民主国家政府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政府应有的基本品质。本文针对我国现行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从服务型政府的理念着手,对行政执法体制的改革进行了粗浅的探讨。     

论服务型政府的法治架构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既定的行政改革目标。在依法治国成为国家治理方略的背景下,我们大力建设的服务型政府必然是法治政府,必然是致力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政府。因此,我们必须注重提高行政立法质量,推进行政执法改革,完善行政监督,使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推进。     

如何建设和谐城管

在现代城市中,城管行政执法部门是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城管行政执法部门担负着维护城市设施、保护城市环境、维护城市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责任,其行政执法权是与老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权力。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下,服务型政府对构建“和谐城管”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一、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为了适应新形势对城管执法工作的严峻挑战,城管执法队伍建设必须有新举措。第一,严把进口关。要求新进的执法人员,除了应符合公务员招考条件外,所学专业最好是法律专业或管理专业,以逐步提高城管执法队伍的法律素养。第二,加强思想教…     

为大开放大发展创造良好法制环境——山西省召开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会议

本刊讯记者王国卿报道4月18日,山西省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领导组在太原召开全省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会议,对梳理行政执法依据工作作出具体安排,省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领导组成员单位的领导、各市人民政府推行行政执法领导组的负责同志和各市政府法制机构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行政执法责任制是对行政执法责任进行分解、落实、追究的制度体系。其核心是通过明确政府机关法定行政执法职责,健全行政执法评议考核体系,落实行政责任追究机制,实现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目的。如何做好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相关准备工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法制办…     

我国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我国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行政执法体制不健全,执法手段落后,执法效率低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违法现象严重;行政执法监督不力;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堪忧;行政执法的保障制度不健全;执法依据不健全。据此,笔者提出以下对策: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完善执法依据;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切实加强行政执法的保障;努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切实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     

强化政府法制监督积极推行执法“三制”

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横和滥用。必然导致腐败，行政权尤为如此。近几年，行政尤其是行政执法权“旁落”到政府各部门，使行政执法游离于政府监督之外，形成大部门小政府。唯钱办案，越权执法现象时有发生，已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如何有效进行政府监督?《湖北省行政执法条例》提出“三制”，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个错责任追究制。明确了行政执法责任和措施，     

论提高行政执法的公信力

行政执法公信力是对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工作和执法行为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任度。执法公信力的高低．是衡量一个社会法治程度与文明程度的标杆，也是构建法治国家的重要元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规范和改进行政执法行为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与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相比，现状仍然不容乐观，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行政执法的公信力下降，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中，如何理性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并提出提高执法公信力的思路和对策，是当前行政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     

严格依法行政 促进经济发展

一、各级政府领导及行政执法部门领导要充分认识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法制是立法、执法和守法的高度统一。在这三者之中,执法则是法制实现的关键环节。从行政机关执行的法律、法规的数量来看,我国80%的法律和所有的行政法规都是由政府来执行的,政府行政机关的执法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甚至影响法律、法规的尊严和权威。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如何、行政执法的状况如何,是直接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败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因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行政执法

走人权保障与行政执法有密切关系,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文明的体现,在现代行政执法中,执法文明是人权保障的需要,也是政府工作法治化的要求。政府工作应在法治化目标下,加强行政执法建设,更好地保障人权。     

县域社会违建执法的组织形态与治理绩效辨析

县域社会违建执法需要一定的组织载体,但在不同农村类型中,体制层面执法资源配置不均和社会层面违建个体情境差异共同塑造了不同类型的政府执法组织,并产生不同治理绩效。在城中村,正式化执法组织具备常规执法权且执法密度大,虽能够强化执法效果,但在执法过程中始终存在政府与征拆居民的利益博弈;在城郊村,正式化与半正式化相结合的执法组织有助于强化政府执法力量和权威,但受信息制约和人情关系影响容易产生灰色利益空间,进而侵蚀执法目标;在远郊村,半正式化执法组织本身没有专业执法权,政府常在一定时期内通过组织动员手段来补强执法力量,但执法绩效具有不稳定性。三类农村违建执法组织的治理绩效差异,反映出国家法律在县域城乡社会落地的非均质性。     

论政府执法方式及其变革

政府执法方式是政府执法权力的表现形态 ,体现了参与执法过程的各类主体的相互关系。政府执法方式变革就是修正政府执法过程中参与者的相互关系 ,涉及执法观念、执法体制、执法制度以及与司法的关系等诸多问题。政府执法方式变革应当坚持行政民主化、加强公开性和参与性、法制统一和人权保障的基本方向 ,特别强调行政程序和公民权利的重要性、行政相关人概念的重要意义、行政与司法的关系 ,以及政府执法的人性化。     

法治政府目标体系——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十大成就之一

法治政府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性环节。根据《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的要求,到2020年基本建成以“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诚实守信”为目标体系的法治政府。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和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政府职能科学、权责法定的组织性目标的实现;通过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构建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切实地完成了执法严明、公开公正的过程性目标;通过完善行政监督体系,深入政务诚信建设,有效推进了廉洁高效、诚实守信的伦理性目标的制度化。以此为标志,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已经达成了预期目标。     

试论公安机关行政执法转型

在计划经济时期公安行政执法取得了很大成效。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体制在转型,政治体制在完善,政府职能在转型,为此公安行政执法必须加快转型,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

环境行政执法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内容,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以威慑式执法为主,执法实践陷入执法者与违法者对立冲突之困境,需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契机,向新的执法方式转变和发展。随着环境立法的发展,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经历了从政府管制到政府与社会二元合作模式,再到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元互动模式的转变,形成了新时期社会共治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社会共治理论相契合。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为构建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系统提供了互动前提与理论支撑。以此为基础,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的实现需要生态环境行政机关让渡权力空间,以吸纳企业协商和公众参与。     

从“行政管理”到“国家治理”：执法理念的法治化回应

随着社会自治领域的日益扩大,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逐渐解体,公共权力领域和私权领域的二元性分化开始显现,治理型政府取代管理型政府已逐步成为现代政府建构的主导形态.随着法治国家的不断演进,单纯的形式法治已经无法适应治理型政府的内涵与要求,作为一种更为合乎权利保障要求的法治形式,实质法治亦将在执法过程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执法理念与执法目的的变迁必然影响到执法理念的更新与升级.管制范式下的干预性执法、惩戒性执法、自卫性执法、专断性执法等理念需要转变,给付性执法、恢复性执法、履职性执法以及参与性执法等理念将逐渐形成.     

略论行政执法监督的资源整合

行政执法监督的资源整合首先应当在致力于实现技术层面之监督职能独立及责任独立的同时,加强各执法监督主体之间的信息互动,形成监督合力。其次,应当建立专门的人大监督部门,真正发挥人大在行政执法监督方面的制度功能。再者,政府及其部门应当重视以新兴的互联网空间及商业媒体为代表的社会舆论监督,尊重其作为新兴监督平台或一定民意平台的事实地位并将其整合为体制内行政执法监督之有效资源。     

中国土地执法摇摆现象及其解释

中国土地执法实践呈现“摇摆现象”,即有时执法有效,有时执法失灵。执法摇摆现象的发生,并非完全因为法律不完备或者土地执法部门能力有限,还在于中国集中体制下的“嵌入式执法”。在中国国家体系中,土地执法部门被嵌入在集中体制及其建构的中心工作中。在中心工作完成过程中,土地执法部门真正完成的并非其职能目标,而是集中体制目标。不同中心工作的建构,导致土地执法效果可能有效也可能失灵,呈现出摇摆不定的执法效果。集中体制本身的分化,即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目标重点的不同,也使得土地执法效果更不可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