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法学研究应关注《美国竞争力计划》

《美国竞争力计划》是美国应对激烈的全球竞争，保持其在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域领导地位所采取的国家战略行动之一。本文从科技法制的角度，比较分析该计划提出的背景、目标和主要内容，并对我国今后科技立法和科技政策的制定提出若干建议。     

学习我国计划法的几个基本问题

国民经济计划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基本经济法规。目前,我国尚未颁布一部完整的计划法,但建国三十多年来已公布施行了一系列计划法规,初步构成一个计划法规体系,即计划法律制度。学习好我国计划法,掌握计划法律制度的基本知识,对于人民法院审判人员更好地服务四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习我国计划法应当注意明确以下几个基本问题:第一,计划法是经济立法体系中具有综合     

我国地方科技立法比较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地方科技立法属于国家科技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区域性、地方性,对国家科技法律起着细化、补充和完善的作用。我国现行的地方科技立法存在着诸多问题与缺陷,主要表现为可操作性差、体系松散、冲突、重复、落后于科技发展等。这些问题对于完善江苏省的科技立法具有很深刻的启示。因此,建立完善、先进的科技法律体制是实现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北京市科技立法体系简论:现状、不足与完善

北京市现行科技立法体系与其在全国科技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并不适应,存在协调性、统一性不足,引领性法规缺位,科技创新规则的制度化程度较低,操作性不强,立法理念落后,对科技伦理和生态问题鲜有关注,具体的制度设计欠缺科学性等诸多问题。由此,明确北京市科技立法的基本任务,更新北京市科技立法理念,出台统领性的科技创新法规,完善具体科技法律制度,使得地方科技立法更好地为地方科技发展服务,都将具有现实意义。     

刑事程序失灵问题的初步研究

刑事程序法在实施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被规避和架空的问题。这种程序失灵的问题已经成为刑事诉讼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造成刑事程序失灵的原因,主要是法律没有确立有效的程序性制裁和程序性裁判机制,某些法律程序的设计所带来的诉讼成本的投入超出了司法制度的最高承受力,办案人员为避免不利的考核结果而不得不主动规避某些法律程序,一些程序设计因为受到相互冲突的法律传统的影响而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形。不仅如此,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也对很多源自西方的程序设计的有效实施,构成了一种"瓶颈效应"。     

《高等教育法》的立法缺失及完善思考

现行《高等教育法》在立法上具有法条过于概括、简单，法律程序不到位，法律责任缺位与错位，纠纷解决机制单一等缺失，革除这些缺失有赖于对高等教育法制基本内容的认识。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存在着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干预权力与高校的自主性权利、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学生权利与高校管理权力等基本权利－权力形态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上述权利权力及其矛盾冲突的法律调整构成了高等教育法制的基本问题。只有对高等教育领域基本法权现象有了清晰的把握，《高等教育法》的法律效益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地方科技立法综述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适应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国家的重大科技政策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可以大大推进科技进步。”“要把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新机制和新体制用法律确定下来,并继续加以完善。”以上精辟论述是我国科技立法的指导思想。 　　我国地方科技立法的起步大体上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其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构想;到了九十年代末,党的“十五”大提…     

政府对科技计划项目成果的权力探讨

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科技计划项目成果的管理长期以来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享有计划项目成果的所有权，并且通过行政手段无偿推广，而科技成果完成人只有获得奖励的权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科技计划项目成果的管理越来越被要求法制化、市场化，并且与WTO接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科技计划项目成果的权力必须有一个明确界定。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尽管规定了科技计划项目成果知识产权在通常情况下归属于项目承担单位，但是作为资助方的政府对科技计划项目成果享有哪些权力，现行法律…     

我国科技评价法律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尽管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是科技评价法律体系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科技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因此，建立起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评价制度势在必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立法后评估的几个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事业取得长足进展,现在,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但是,宪法和法律的制定以及制定后的实施,尚存在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现行的立法原则、立法体制以及立法程序中的各项制度设计是否合理,是否得到有效的落实?业已基本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结构是否完善?内容上是否切实反映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宪法和法律制定后实施得怎么样?等等。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已不断显露出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设计适当的方法和制度,对这些问题进行经常性的调查、评估和反思,是一项新的和重要的立法后续性工作,是必要的立法"回头看"。我国的立法后评估应当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不适宜搬用国外的做法。     

论授权式行政立法体制的确立

西方国家强调行政立法的授权性,而我国现行体制强调行政立法的职权性,由此形成两种行政立法体制。通过对我国宪法的解读,发现授权体制在我国具有宪法基础。而从补足行政立法的正当性、限制其任意性、增强其灵活性等方面考虑,也有必要实现职权体制向授权体制的转变。通过对授权明确性原则的从宽掌握,这种转变也是可行的。     

Legislation

On Sunday, 6 August 2006, at 2.30 a.m.,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after a prolonged and at times litigious debate, passed the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Surveillance Ordinance (ICO) in Hong Kong with a vote of 32–0. The ICO is the first successful attempt to regulate the interception of citizens' private communications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shows that there has been no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and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IOC since its passag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ICO, with a twist. Instead of evaluating the ICO based on preconceived and conventional Western jurisprudential principles and foreign legal practices, the article assesses ICO with reference to prevailing (Chinese‐Hong Kong) cultural standards from within, i.e. that of Qing‐Li‐Fa (Q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