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东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文章立足于中国-东盟这一完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的事实,以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双边投资协议中达成的共识为基础,同时借鉴现代双边、多边投资协议(包括东盟关于投资争议解决的已有规定)中关于投资争端解决的先进做法,提出中国-东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法律保障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投资东盟,虽然逐渐形成了从境外投资审批监管、境外税收管理和国别安全保障信息服务到双边投资协议的保障体系,但仍无法解决缺乏统一、位阶高的海外投资法的现实需求,广东企业的情况则反映中国在东盟投资时仍存在不同程度政治与法律等多元化交织而成的投资风险。通过对域外投资保障法律制度的借鉴,中国可从境外投资的立法、机构设置、投资保险多元化、企业国际化和法治化跨国公司治理模式四方面来逐步完善现有海外投资保障法律体系。     

中国——东盟投资自由化进程中的国民待遇问题探析

投资自由化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继贸易自由化之后一个更加深入和复杂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等基本法律文件,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中国、东盟成员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相关实践,就外资待遇标准中的国民待遇作集中分析,以期明晰中国——东盟投资自由化发展方向和未来可能取得的成果。     

外资投向的合理化及其税法调节

外资投向是指一国吸收的外资(本文仅指外商的直接投资)投入到该国什么经济部门,流向那类地区、用于举办何种企业的情况。调节外资投向,是外资输入国利用一定的手段,依照经济合理的原则,调节外资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以及各种类型的企业之间的合理分配。依据不同标准,可将外资投向加以不同的划分。例如,依据外资投向那一部门,可分为工业部门的投资、农业部门的投资、服务部门的投资;依据外资流     

2010中国与东盟工业发展论坛将谋求共同发展

为促进中国与东盟工业一体化进程,推动中国企业投资东盟,进一步加深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工业领域的合作,在外交部、工信部的大力支持下,2010中国与东盟工业发展论坛将于12月18到19日在广西梧州举行。届时将有来自东盟10国和中国工业主管部门高层、有关行业商会等约200人出席本次会议。     

中国——东盟投资自由化进程中的国民待遇问题探析

投资自由化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继贸易自由化之后一个更加深入和复杂的问题,基于<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等基本法律文件,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相关实践,分析外资待遇标准中的国民待遇作集中分析,可以明晰中国--东盟投资自由化发展方向和未来可能取得的成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竞争与对策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可能引发一些竞争,这些竞争关系的层次不同:有经济一体化组织层次上的竞争,有不同国家与东盟合作的竞争,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部的竞争。中国和东盟应该以提高整个地区竞争力为目标,发挥市场扩大效应提升地区的出口结构,促进中国企业到东盟投资。     

解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

与传统的双边投资协定不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是服务于自由贸易区的区域性投资安排.<投资协议>为投资者及其投资提供了高水平的保护,为在中国和东盟问建立自由、便利、透明及竞争的投资体制奠定了基础.不过,<投资协议>的实际作用还受制于所得税协调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南宁市商贸企业发展环境调研报告

近年来,南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商贸流通业的发展,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珠三角经济圈、泛北部湾经济圈等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机遇,主动融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以建设面向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南宁物流基地、商贸基地为切入点,以实施南宁市"商贸活市百亿投资工程"以及"商贸企业服务月"等活动为载体,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商贸流通企业、全市各部门服务商贸流通企业的良好氛围,促进商贸业投资     

基本建设领域存在的风险及防范

近年来,国家审计机关、企业内部审计披露了许多基本建设投资管理方面的问题,有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着企业基本建设投资管理工作的有序、健康发展。如何利用好投资、管理好投资,使投资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于管理、使用投资的单位和部门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论中国-东盟框架下的我国贸易与投资战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给我国的贸易与投资带来巨大的历史机遇与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正视这些机遇与挑战,在发挥本国贸易与投资优势的基础上,拓宽拓展与东盟各国发展的空间,实行各自优势的互补,以达到双方共赢的结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制度安排模式探讨

建立投资领域的制度安排对中国-东盟贸易区的建设意义重大。中国和东盟相互投资日益增长,各国的投资政策相应改善,但投资环境仍不理想。CAFTA下现有的投资制度包括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双边投资协定,CAFTA的协议和各国共同参加的世界性投资公约,但对构建CAFTA的投资法律体系远远不够。CAFTA的投资制度安排的模式可以采取多边协议、分层次的双边协议、各投资专题的多边协议的叠加等模式,各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障碍,中国应当积极推进CAFTA投资法律制度的建立,并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国际直接投资(FDI)动因的理论综述

20世纪初以来有关国际直接投资动因研究的理论成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解释了利率差异引致的资本跨国流动;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初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分别从微观、宏观层面阐述了企业跨国经营的成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新进展,进一步讨论了垂直型FDI和水平型FDI的产生动因。这三个阶段的理论都解释了发达国家FDI的动因,关于发展中国家FDI和发达国家之间垂直FDI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FDI吸收能力渊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FDI吸收能力的研究日益突出,关于FDI吸收能力的研究渊源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基本上沿着两条思路展开:一是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形成的原因、去向及其决定,简称为FDI决定理论;二是考察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及其政策激励,简称为FDI影响理论。     

从招商引资形势看贵州招商引资政策

招商引资是一个地区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FDI（直接投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使用外资绝对值在上升,相对值却在减少。20世纪末以来,贵州为引进外资提供了一些优惠政策,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文章针对贵州招商引资现状和问题,围绕投资促进理念、营造投资环境、招商引资评估系统以及产业系统提出建议。     

论中国投资者在东盟的投资保障

中国民间资本投资东盟，除了商业风险外，还可能遭遇政治风险，投资风险不同，保障形式和可选择的救济途径也不相同，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如果中国民间资本向东盟国家投资遭受征收险，可选择向东道国索赔，也可选择向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投保以转移风险损失。对于违约险。要视具体接受投资的东盟国家的国内立法是否承诺赔偿而定。     

FDI、国内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利用1995-2005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国内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都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存在“挤出”效应。     

税收竞争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运用我国各省、市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是影响FDI的关键性因素。西部地区的税收因素对FDI作用明显,而中东部的税收因素对FDI的作用不明显。税收对吸引外资的效果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