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与复兴：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建设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近代以来,传统文化体系在乡村解体,乡村开始走上衰败之路,农民也在苦苦找寻美好生活的"幸福源"。而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却在乡土文化上呈现出传统生活方式"消失殆尽"、乡村乡风民俗"日渐凋零"、乡间伦理价值"土崩瓦解"、乡村文化主体"远离乡土"的"现实域"等现象。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本文主张通过确立强化乡土社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新导向,搭建"农民、乡贤、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文化建设主体格局,构建乡村文化与工业、农业、旅游业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体系,以此激活乡村发展因子,提升乡村文化的内驱力。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化面临的困境及提升路径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体系在乡村解体,农民始终在苦苦找寻美好生活的"幸福源"。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发展总要求。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乡村文化存在着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乡风民俗淡化、乡间伦理价值消解、乡村文化主体缺失的"现实域"。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通过确立强化乡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新导向,搭建"农民、乡贤、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文化建设主体格局,构建乡村文化与工业、农业、旅游业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体系,以此激活乡村发展因子提升乡村文化的内驱力。     

乡村治理振兴中的碎片化困境与整体性救治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国家与社会资源的不断输入为乡村事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同时,随着振兴战略步入深水区,乡村治理中的一些深层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而目前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出现的部门利益理念导向严重、行政组织层级过多、治理权责非对称性突出、资源配置机制式微等碎片化问题,导致乡村振兴资源被无谓地耗损和流失,乡村治理主体的权威与合法性被不断弱化,严重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利于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有必要对乡村振兴中的碎片化治理进行重新整合,建构整体性乡村治理机制,注重治理理念、层级结构、治理权责、资源配置、责任机制等方面的整体性变革,避免简单狭隘的参与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整体性治理。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耦合互动机制及其助推路径分析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篇章,标志着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农民工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重要抓手。一方面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着人才缺失、农民主体性缺失、乡村治理无序、资金短缺等多重困境;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项目和平台,其政策红利吸引着农民工进行返乡创业;同时,农民工返乡创业又能及时弥补乡村人才缺口,促进乡村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资金保障,并能够改善乡村社会治理。因此,可以通过实施差异化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引导策略,构建多维度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环境,开展针对性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支持等途径来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主题转换、动力机制与实践路径——基于文献综述的分析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中国现代化以来形成的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三农问题)的总体方案,是新时代指导乡村发展的指南。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了从"农村改革"到"乡村发展"的主题转换。产业振兴、乡村文化复兴、农民社会保障和农业生态建设是乡村振兴的主题。内生动力和外部动力构成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机制。学界普遍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在体制机制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产业融合发展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等四个方面着力。     

统一战线参与乡村振兴的意义与价值

乡村振兴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重要议题,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紧迫任务。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任务,是服务乡村"五位一体"建设的重要舞台,还是构建大统战格局实现统一战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契机。统一战线要把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这个构建大统战格局的契机,把握统一战线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资源,总结提炼统一战线服务乡村发展的经验。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比较研究

加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社区治理,实现乡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日趋多样化,而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相对单一;城市社区服务内容较为齐全,而乡村社区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城乡社区治理在治理模式、社区服务内容、治理主体以及运行制度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未来促进乡村社区治理需要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方面来进行。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的思想基础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举措.如何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既是一个政策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认识问题,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的思想基础至关重要.思想基础对于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具有先导工程、基础支撑、通道桥梁等重要意义.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存在认识上的"脱节说"、观念上的"无望论"、工作上的倦怠感等思想困境.奠定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的思想基础,需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精神实质,系统总结脱贫攻坚先进经验,大力激发人民群众过富裕生活的主体意识,持续强化各级机关深入帮扶的政治担当.     

走向共和:自治重心下移导向的乡村治理机制变革

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原有的基于农业和农民的乡村治理机制已无法适应变迁中的基层社会,探索一种能够有效适应乡村社会变迁的治理机制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得以实施的重要政治条件。以自治重心下移为核心特征的乡村治理机制变革是适应乡村变迁诉求的有益探索,彰显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发展理念,也是对共和主义以人民的自治能力和获得感提升为圭臬的核心理念的重要实践,开辟了村民参与和社会自治的新空间。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协同治理探析

深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协同治理路径的内在机理,对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协同治理应当围绕"谁来协同治理、协同治理什么、如何协同治理、靠什么来协同治理"四个基本问题来谋划,从治理主体培育、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方式创新三个方面系统性构想对策。     

行政替代自治：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

农民主体缺位问题是贯穿中国乡村建设历程的实践困境。对于这一长期以来存在于我国乡村建设实践中的农民主体缺位问题,基于反思性意识的解释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乡村振兴激发的批判性认识,使这一困境真正从主观归因转向客观归因,行政因素成为焦点。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典型代表,中西部基层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实践发现,通过农民去参与性、农民被客体化以及农民被边缘化,导致农民主体缺位。该问题形成于“行政替代自治”,包括行政包办取代社会动员、行政本位虚化农民参与,并由此造成了社会责任缺失、治理成本增加以及治理能力弱化等后果。基于此,乡村振兴阶段,需重新审视“谁的乡村建设”这一问题“,找回农民”,重建乡村建设的主体性。     

《乡村振兴促进法》视域下村民自治的优化路径探索

《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实施对于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发挥好农民的主体地位，加强村民自治则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随着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村民自治过程中普遍存在村民对村庄事务关注度较低、自治主体结构失衡、自治能力较弱等问题。通过壮大集体经济，提高村民关注度；建立体制机制，积极吸纳人才；规范权力运行，提高自治水平；完善村规民约，提升治理效果来优化村民自治路径，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吸引村民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落实好《乡村振兴促进法》,助推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的战略实践——福清市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探索与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中国的农村发展与崛起指明了方向,而乡村治理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一直深受各级政府重视,尤其在中国步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面对新时期农村工作的复杂局面,强化乡村治理,进而实现乡村善治便成了人所共识。乡贤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其既发端于乡村的特性,又相对开明的特征,成为了嫁接政府与乡村间最好的桥梁,引入乡贤辅助参与乡村治理,这种模式在全国并不鲜见。福清市有着大量的海内外乡贤,就如何用好乡贤资源,发挥乡贤作用这一问题,全市上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逐步走出了一条"支部主导、乡贤补位、群众自治"三位一体的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模式,对全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有所启鉴。     

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探析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工作不仅仅是简单的劳动力回流农村,更体现了城乡之间多元复杂关系对整个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与变革的影响。要实现乡村文明和生活富裕的总要求,需要从国家层面为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科学的宏观部署,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具体实施,努力解决好乡村发展中的与农民收入、就业、医疗、住房、政治参与等切身利益相关的系列问题,尊重新生代农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不断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为乡村振兴战略做出贡献。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研究——以分宜县融媒体中心为例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最贴近基层群众又最具有本土特色的基层媒体，不但发挥着主流舆论阵地作用，同时发挥着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分宜县融媒体中心树立“引导群众，先要服务群众”的理念，切实发挥了助力乡村治理的功能。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进一步探索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新路径，有助于推动政府、媒体、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格局的形成。     

公众参与和福利激励：乡村治理积分制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和平村的个案调查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和平村作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试点村庄，在运用积分制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围绕积分设置、积分评比、结果运用、推动村民自治等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将积分制日常管理与产业发展、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等村庄公共事务相结合，激发了目标对象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但积分制也存在指标设计较为狭窄、惩罚幅度和边界不清、福利激励受益群体趋向固化等缺陷。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方式，积分制作用的发挥受到农村党政班子、组织结构、村庄群众基础、公共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应加强对积分管理的正确引导，构建符合村情的指标评价体系，实行包容性的福利激励政策，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促进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     

厦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情况分析及建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厦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纵深推进厦门跨岛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加快提升厦门城市整体竞争力的有利手段。厦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抓经济支撑、绿化美化、文明建设、乡村善治、民生保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农民素质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升。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大举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乡村产业发展,持续推进产业兴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持续促进生态宜居;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持续促进乡风文明;推进乡村治理提升,持续促进治理有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促进生活富裕;推进党建引领提升,持续促进组织振兴。     

革命老区何以实现乡村振兴的“优势治理”——以赣南苏区为考察中心

目前我国有关乡村振兴和革命老区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问题视角",而较为忽视"优势视角"的运用。因此,将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何以实现"优势治理"作为主要的问题意识来源,以赣南苏区为考察中心,重点分析和探讨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研究现状、优势治理的主要内涵、赣南苏区乡村振兴的发展状况和显著优势、赣南苏区乡村振兴实现"优势治理"的主要路径等内容,对于推动我国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工作机制

从中国传统社会的"乡绅治村"到如今的乡村振兴,中国农村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乡贤的带动。站在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起点,弘扬新乡贤文化,鼓励、支持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是改善农村政治生态,实现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本文以新乡贤为切入点,论述了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各个领域的内在逻辑以及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工作机制,为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参考。     

协商民主视角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出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协商民主与乡村治理紧密契合,其实践在当前乡村治理中面临着主体理性欠缺、参与成本过高、乡土人情局限、机制体制不足等问题。通过培育乡村协商民主主体的价值理性、加大乡村协商民主的支持力度、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持续与创新等路径,不断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